閻連科先生把“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群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像苦咖啡一樣，溫暖中帶一點寒冷，甜美中有絲絲苦澀”，并且在這類文學作品中，讀者只能看到一個人群在某一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狈Q作“苦咖啡文學”。
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編輯
在日前由鳳凰網(wǎng)主辦的“閻連科文學課”上，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閻連科先生稱，像村上春樹這樣的“苦咖啡文學”正在當今文壇泛濫，經(jīng)典的轉移正在發(fā)生。（本文主要所依據(jù)的是首發(fā)于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署名潘文捷的文章《閻連科：村上春樹式“苦咖啡文學”如獲諾獎 是我們崇敬的偉大作品的災難》。我所參考的為鳳凰網(wǎng)所轉載。請讀者參考此篇文章。）閻先生自造“苦咖啡文學”一詞，意思是指，這些來源于當下西方作家——如村上春樹，愛麗絲.門羅，卡佛以及喬納森.弗蘭岑等——的眾多作品都“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群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這些作品和“苦咖啡一樣，溫暖中帶一點寒冷，甜美中有絲絲苦澀”，并且在這類文學作品中，讀者只能看到一個人群在某一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閻先生通過對于這一類如今在國內(nèi)流傳的“苦咖啡文學”的批評，指出人們——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對于傳統(tǒng)偉大（經(jīng)典）小說的忽視。
在閻先生所謂的“偉大小說”指的主要是誕生于19,20世紀的現(xiàn)實主義以及現(xiàn)代主義文學，如雨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博爾赫斯以及中國的魯迅。這些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小說在閻先生看來都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于“苦咖啡文學”的共同點，即書寫了“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而閻先生在諸多采訪中（如《小崔說事》中）也曾把19世紀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稱為“史詩小說”，他所舉的例子是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當然雨果以及托爾斯泰等人的小說也必然包含其中；而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最大的源頭，在閻先生看來應該歸于卡夫卡，是他的創(chuàng)作徹底改變了傳統(tǒng)文學的書寫。而這兩類小說在如今也都成為經(jīng)典，也就是閻先生在此所提醒人們應該重視和學習的。
“苦咖啡文學”則是以上這些經(jīng)典文學的反面，因此在閻先生看來，寫作這些作品的作家是無法真正達到“偉大”的，因為“作家如果不給讀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偉大是值得懷疑的?！彼蚤愊壬赋觯斚氯藗儗τ诖迳洗簶湮膶W成就的質疑，以及比之他的前輩作家——如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和大江健三郎——所受到的尊重目光更少也是必然的。
通過界面文化這篇文章梳理，以上便是閻先生通過對于其自創(chuàng)的“苦咖啡文學”的批判而引出自己的文學觀，并且由此告誡年輕作者，不要在流行的“苦咖啡文學”中越陷越深。
因為我對閻先生這一觀點存有不同意見，所以匆忙草就此文，以作討論。
閻連科（圖片來源于：http://culture.ifeng.com/a/20171219/54313079_0.shtml）
一
首先，閻先生所秉持的其實是十分正統(tǒng)的文學觀念，即對于19,20世紀經(jīng)典文學的提倡。這一點我們在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一書中能看到相似觀點。因此，當我們比較閻先生和布魯姆所推崇的作家是如此相同時，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一正典文學觀的建構在20世紀隨著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誕生而同時產(chǎn)生。有趣的是，現(xiàn)代主義文學觀念對于傳統(tǒng)19世紀的諸多文學觀念是反對的，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反對中。現(xiàn)代主義大師們把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一代作家建構進歷史，并通過對其的經(jīng)典化而消除他們的影響。這一點布爾迪厄在其《藝術的法則》一書中便曾指出，即為了鞏固新觀念，對于舊觀念作“他者”的處理便能達成目的。而這一“他者”雖然遭到反對，卻也被后世接受，而進入萬神殿。
這一傳統(tǒng)文學觀念的蔓延至今，我們也受其影響。而這一影響在中國的傳播又會隨著年齡的差異而出現(xiàn)不同程度。閻先生一代作家的特殊成長背景，使得他們接觸西方文學頗為有限且形式單一。根據(jù)閻先生自己所謂，他的啟蒙讀物大都是紅色革命文學。而這一文學來源于蘇聯(lián)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念，即在高爾基等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從托爾斯泰等傳統(tǒng)經(jīng)典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營養(yǎng)，另一方面又與革命意識形態(tài)相聯(lián)系，而產(chǎn)生所謂的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蘇聯(lián)這一時期的作品特點鮮明，既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色彩，也有著鮮明的英雄傳統(tǒng)。相比于閻先生這一代，其后成長于改革開放的年輕一代并未有這樣的閱讀經(jīng)驗，甚至對于蘇聯(lián)文學所知也十分有限，而了解范圍再次回到19世紀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與此同時，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在20世紀中旬便已風起云涌，由此使得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走入歷史。因此，生于閻先生之后的一批年輕人所受的文學影響中，現(xiàn)代主義文學觀念便占據(jù)著重要位置。而即使是閻先生這一代，隨著他們接觸到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也為其所影響。這一點從莫言、余華、格非以及閻先生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都能看出。
所以，對于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學觀念的接受本身就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有差異。指出這一點的目的便是，閻先生對于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學觀念的推崇本身離不開他自身的成長經(jīng)歷。而隨著這一時代和成長背景的不同，也就導致人們對于這一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學觀念接受的程度有所參差。
二
隨著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運動的興起，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在被經(jīng)典化的同時也沉入歷史，當然它不會就此泯滅，但卻不再擁有19世紀的主宰局面。現(xiàn)代主義文學觀念本身便是通過對于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念的批判和解構而成，因此無論是卡夫卡、喬伊斯還是伍爾夫與普魯斯特，他們的創(chuàng)作都預示著一個“道術將為天下列”的世界產(chǎn)生，即曾經(jīng)由現(xiàn)實主義定于一尊的局面已成昨日世界。在現(xiàn)代主義的觀念下，百家競起，爭奇斗盛，沿著無數(shù)個方向并進，因此才會出現(xiàn)之后花樣多種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由此我們也才能看到如象征主義文學，荒誕派戲劇以及之后法國的“新小說”運動等等。
在這一歷史發(fā)展背景中，閻先生現(xiàn)在所做的便是對于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中一部分文學觀念的復興，如托爾斯泰，如卡夫卡和博爾赫斯。而與此同時，閻先生通過創(chuàng)造“苦咖啡文學”一詞，又排斥了這些經(jīng)典中的另一部分，即那些對于個體或是某群體在某種生存狀態(tài)下所遭遇的小困難、小波折。按照閻先生的這一標準，無論是現(xiàn)實主義還是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中的許多作品都將遭到排斥，如伍爾夫或普魯斯特的作品。在當代便是閻先生所列舉的那幾位，以及一系列可以被劃入這一“苦咖啡文學”范圍中的作家，如愛爾蘭的科爾姆.托賓。（不僅托賓，還有威廉.特雷弗，寫《圣徒與罪人》的艾德娜.奧布萊恩，以及寫《走在藍色的田野上》的克萊爾.吉根等一批愛爾蘭作家。）
所以，閻先生的“苦咖啡文學”分類本身就是一種偏頗的產(chǎn)物，由此產(chǎn)生的二元對立而導致對于傳統(tǒng)文學觀念進行有選擇性的正典化，從而壓制了另一部分。
←向左移動觀看圖片：愛爾蘭著名作家科爾姆.托賓與2016年逝世的威廉.特雷弗（圖片來源于豆瓣）
三
閻先生之所以提出“苦咖啡文學”這一概念，并對其批評，是因為在他看來這是當下彌漫于——不僅只是西方，而且在中國也頗為強勢的問題。因而就此提醒年輕作者在其寫作中不要一味地深陷其中，而見樹不見林。
這是閻先生的一番苦心，我們自當領受和理解。
在閻先生看來，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xiàn)象，即擔心我們因為對于村上春樹們的過分贊揚和模仿，而忽視19、20世紀那些偉大的作品。這里我們再次看到人們對于村上春樹文學批判的陳詞濫調(diào)，即村上因為反復地書寫一類年輕人或個人的情感體驗以及生活中的一系列瑣事和挫折而流于世俗，使其文學陳舊大打折扣。我個人自始至終都不贊成這一評價，因為這一評價的標準本身就是有問題的。而這一標準也就是我們上文所提及的于20世紀所建構的經(jīng)典文學傳統(tǒng)，即閻先生所反復強調(diào)的偉大作品應有的品質。
在這樣的評價標準中，村上的文學自然會遭到貶低。而這一點反映的現(xiàn)實則是，雖然20世紀的現(xiàn)代主義大師們極力反對19世紀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念，但他們對其的歷史和正典化卻導致了這一觀念在后世的標準化，即它成了評判小說價值中頗為強勢的價值依據(jù)。而當這一觀念傳播于中國時，它十分圓融地被接受，并且與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觀念相結合，即儒家的“文以載道”。
從唐宋八大家起，文章便成為載道之“器”，無論是韓愈《原道》，《師說》還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等等，都是如此。因此這二者的結合使其成為中國近當代評判文學價值高低的最高標準。與此同時，我們還不要忘了蘇聯(lián)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巨大影響。
在蘇聯(lián)文學中，文學成為目的性明確的工具，通過它表現(xiàn)一系列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如工農(nóng)階級、對抗資本主義以及對于集體主義的贊美等等。這一點同樣鮮明地表現(xiàn)在中國建國后的眾多文學作品中。在其中，我們看到的是階級、派別和集體；那些主人公也都不過是其所代表的群體的一個符號而已，完全失去自我；在那些關于英雄，關于民族和國家的史詩中，活生生的個人更是不見蹤影。因為一旦對其過分涉及，便有可能遭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而這不就是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的遭遇嗎？
因此，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苦咖啡文學”自始至終都未能出現(xiàn)，甚至被有意識的批判和壓制。這是一個不正常社會中的不正?，F(xiàn)象。由此從反面來看，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是應該也必然會產(chǎn)生這一類“苦咖啡文學”的。它關注的是個人，是某個特定群體；它所表現(xiàn)的也是他們在一些或日?；蛱厥鉅顟B(tài)和環(huán)境下所感知到的一系列小溫暖，小心酸與小波折。
在價值上對此不應該有高低之分，而閻先生在此有對其做價值高下判斷之嫌。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
“這里我們再次看到人們對于村上春樹文學批判的陳詞濫調(diào)，即村上因為反復地書寫一類年輕人或個人的情感體驗以及生活中的一系列瑣事和挫折而流于世俗，使其文學陳舊大打折扣。”（圖片來源于豆瓣）
四
康德說，有兩樣東西吸引著他，一是我們頭頂?shù)男强?，另一個便是人類的內(nèi)心世界。相比于我們所生活的物質世界，以及于其中所遭受的一系列或政治或歷史或人生的輾轉變遷，人的內(nèi)心世界同樣幽深而曲折。并且隨著所處環(huán)境和遭遇狀況的不同，人所面臨的問題，感知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情緒和心靈的波動，與一個民族的百年變遷相比，難道不足道？佛說，一花一世界，何況一個人呢？
無論是村上春樹、愛麗絲.門羅還是卡佛，他們的作品所展現(xiàn)的不正是我們作為“人”最為本質的存在基礎嗎？個人的人性，對于個性的探索；個人的情感，對于愛的好奇；個人的失落、悲哀和遺憾，對于念念不忘的舊日回憶……在這其中所展現(xiàn)和揭露的難道不正是那個最古老的蘇格拉底教誨“認識你自己”的表現(xiàn)嗎？
在近當代中國，這一切都被外界強力干預而無所聞。人們把“文以載道”之“道”進行苛刻的局限，即那些對于民族、國家和族群相關的注重才是重要的，是值得守護的東西，而對于在這龐大之中的一張面孔，一個個人的聲音則被忽視和抵制。這難道不是集體主義對于個人的迫害嗎？胡適之曾經(jīng)反駁“要為國家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他說：“爭取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我們時常本末倒置，把人當成工具，而去實現(xiàn)剝削和傷害人的目的。
在我看來，“苦咖啡文學”所起到的作用便是時時刻刻地提醒我們，圍繞著活生生的人所展開的那些“小困難，小波折”同樣重要。
閻先生擔心的是人們對其的矯枉過正，但在當下的中國以及文學界，我卻始終認為，我們做的始終不夠。一個近期的例子便是文學評論界對于“80后”作家評論的改變。當“80后”作家剛浮出水面時，文學評論界的主流聲音是對他們故事中鮮明的私人敘事，私人情感和私人世界的批評，指責其未能擔當起真正作家的責任。而隨著一些“80后”作家作品涉及的主題改變——如張悅然《繭》涉及“文革”時期——評論家們便紛紛因其符合他們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而大加贊賞。
在這些主題的改變中，有一明顯的模式，便是題材從曾經(jīng)對于個人生活、情感與挫折的描寫，改變成對于歷史事件、民族與國家的書寫。這一思路也不正是閻先生所謂的對于經(jīng)典文學作品回歸嗎？作家們拋棄“苦咖啡文學”里的“小”事，去寫家國天下的“大”事。
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圖片來源于豆瓣）
五
人們會因為年齡以及閱讀的不同而產(chǎn)生截然相異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本身又是不同社會歷史所建構而成的。文學從來就非象牙塔，能不受外界影響。從20世紀我們就鮮明地看到，政治是如何利用文學為武器，來推廣和再生產(chǎn)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在這其中，西方的正典文學觀念同樣影長，影響著東西方的文學寫作以及評論。
布魯姆的《西方正典》曾遭到諸多批評，因為正典化行為往往與權力的鞏固和再生產(chǎn)有直接關系。閻先生看到當下中國諸多作家對于“苦咖啡文學”的模仿愈演愈烈，因此提出以經(jīng)典文學來為此調(diào)和，這是合理行為。但問題在于，閻先生在這一調(diào)和中所使用的是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方法，因此使得被劃入“苦咖啡文學”這一概念之下的作品都承受著低人一等的狀態(tài)。這正是本文所反對的觀點。
在我看來，“苦咖啡文學”是一個正常社會的正常產(chǎn)物。閻先生所做的預設，即當下年輕作家已經(jīng)在“苦咖啡文學”中越陷越深，本身就是一個模棱兩可，甚至是不真實的判斷。因此，在這一錯誤的預設下，閻先生便對于“苦咖啡文學”作出了不公正的評價。因為就如閻先生曾在《小崔說事》中所說的，如果一個社會，人人（或是作家）都是魯迅，那這個社會就亂套了；如果都是張愛玲，也則有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保持某種平衡。（大意）但很顯然，這一平衡不應該由外力來強行促成，雖然這一情況往往在所難免。
民族、國家與歷史的變遷，并不比個人的內(nèi)心情感、存在或某個群體所遭遇的那些“小困難，小波折”在價值上有高下之分。沒有個人，哪來群體、民族、國家和歷史變遷？而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這一僅剩的主觀性或許還是應該留給每一位創(chuàng)造者，以通過他們自己的方法，自由地選擇達到彼岸的種種途徑。
編輯：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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