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閆予沨 孟雅琴

摘 要：教育勞動是指人有目的地作用于教育對象的相關活動，即利用勞動使受教育者得到發(fā)展，滿足社會成員對教育的期待。近年來，教育勞動在總量上呈現(xiàn)遞增態(tài)勢。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庭中，女性都是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教育勞動在分工鏈條逐級擠壓下，逐漸向性別、代際、階層的弱勢群體擴散。針對這一現(xiàn)象，本研究通過梳理分析相關文獻與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教育勞動具有道德性、情感性、長期性、重復性等特點;教育勞動女性化緣于女性一直作為結(jié)構性的勞動市場預備軍，在教育勞動總量增加的情況下，教育勞動與經(jīng)濟和文化互動，把女性推向了教育勞動主要承擔者的位置。教育勞動女性化不僅導致女性教育勞動的價值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還導致女性在復雜性教育勞動中逐漸被邊緣化，進而縮小了女性在其他行業(yè)的發(fā)展空間。教育勞動的高強度和女性化并沒有帶來青少年一代更為全面、健康的成長;相反，學校作為教育勞動的主要發(fā)生場所之一，將大量的教育勞動溢出性轉(zhuǎn)移至家庭。教育勞動分配的沖突加劇著家庭成員之間、家校之間的張力。因此，應重新審視教育勞動的增加、性質(zhì)和價值，以改善教育勞動女性化的現(xiàn)狀。

關鍵詞：教育勞動；女性化；性別分工；性別教育

這是一個教師與家長都覺得不堪重負的教育大時代：教師們自我調(diào)侃為“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事無巨細且24小時待機是常態(tài)；與此同時，家長也正被復雜、沉重的子女教育事務所困，他們不僅需要陪伴和監(jiān)督孩子學習，還要完成“家長作業(yè)”，有的家長甚至為了子女教育而考出教師資格證。教育勞動增加之余還浮現(xiàn)兩個問題：第一，在學校教育中，女性是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2016年《中國教育報》刊發(fā)的《中小學教師“陰盛陽衰”之憂》[1]一文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數(shù)據(jù)顯示教師隊伍中女性比例高且呈增長趨勢；第二，在家庭教育中，母親是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回歸家庭，承擔起子女教育的重任。同時，父親的缺位給許多家庭帶來困擾。

不難看出，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庭中，教育勞動都非常繁重，且主要承擔者是女性。這不禁令人發(fā)問：教育勞動究竟有什么特點，是什么機制使得女性成為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本文根據(jù)已有文獻與數(shù)據(jù)，結(jié)合北京師范大學教師隊伍性別結(jié)構狀況調(diào)查課題組于2018年調(diào)研的數(shù)據(jù)資料，對這些問題進行梳理并試圖做出回答。

一、教育勞動女性化的現(xiàn)狀

(一)學校教育中的教育勞動女性化

1．教師隊伍的女性化

近年來，學校教師隊伍的女性化情況比較明顯。從學段上看，各學段女教師比例均接近或超過半數(shù)，女教師比例隨學段升高而遞減。（圖略）

2018年，課題組對北京、河南、安徽三省1352名教師進行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女性教師占比達75.22%。此外，從學校質(zhì)量上看，一般質(zhì)量越高的學校，男教師所占比例越高。從學科上看，語文、英語學科女性教師比例占絕對優(yōu)勢，男性教師主要分布在數(shù)學、物理、化學、體育等學科（圖略）。

教師隊伍的結(jié)構現(xiàn)狀既與傳統(tǒng)性別分工有關，也與教師職業(yè)專業(yè)化、競爭性、創(chuàng)造性程度的內(nèi)部梯度有關。學段越低意味著專業(yè)化程度越低，低學段相伴隨的養(yǎng)育照料內(nèi)容也更適合女性的勞動分工，這使得更多男性放棄該職業(yè)選擇。學校質(zhì)量越好意味著競爭性越強，理科學科意味著創(chuàng)造性的增強，這些都符合傳統(tǒng)性別分工中男性的工作特點。

此外，從年齡結(jié)構上看，第一，男教師年齡偏高。安徽某學校男教師中40歲以上的占比達62.96%。教師隊伍性別狀況課題組的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在參與調(diào)研的教師中，30歲以下教師有429人，其中女教師353人，占82.2%，遠高于總體樣本中75.22%的女教師比例。第二，新入職教師女性比例偏高，教師隊伍女性化趨勢凸顯。在教育局座談會中，人事處領導反映“當時去巡查教師資格考試的考場，一個考場30個位置，最多有3個男生，有的考場甚至沒有男生。幼兒園資格考試全部都是女生，小學段幾乎沒有男生，總體來看男女大約是1∶10的比例?！雹?/p>

然而，作為學校中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教師這一職業(yè)并不是自古以來便由女性占領的，而是社會歷史變遷的結(jié)果。中國古代的“官師合一”以及西方古代以神職人員為主的教師，都意味著長久以來教師其實是男人的事，女人則不會在家庭外的場合從事教育勞動。武曉偉、鄭新蓉在考察了我國三省五縣的教師隊伍結(jié)構變遷后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教師群體女性化趨勢的發(fā)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中國新式學堂興起后的百年，也是作為職業(yè)群體的中國教師出現(xiàn)的百年，教師主要扮演著啟蒙者和專業(yè)人兩大角色。[3]隨著基礎教育普及化以及教師隊伍的擴張，女性才逐漸代替男性成為學校中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

“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觀念導致了不同的分工。雖然隨著社會的開放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多女性逐步走向社會，但在工種選擇上依然存在性別傾向。如男性應當從事社會地位較高、工作量較大、較奔波的職業(yè)，而女性更適合較安穩(wěn)、有更多閑暇時間可以兼顧家庭的職業(yè)，教師職業(yè)恰好符合女性的職業(yè)定位。長期以來社會對教師職業(yè)形成刻板印象，認為教師需要具備細心、耐心、溫和的性格特征，這也與女性更相符。[4]

2．學校教育勞動向家庭溢出

教育勞動的內(nèi)涵不斷豐富，內(nèi)容和名目也不斷增加。個人對風險社會的知覺不斷提升，“各種變革引導或迫使我們越來越多地從風險角度考慮問題”。[5]為了規(guī)避不確定性，學校和家庭自主給教育加碼；為使學生在以后的社會競爭中占有優(yōu)勢，學校和家庭不斷提高兒童教育的標準，使得教育主體承擔更多的教育勞動；同時，兒童價值的提升也使家庭越來越重視對子女的個性化教育，為其提供更多樣化的教育和發(fā)展資源。[6]選擇各種補習班、擇校等都成為教育勞動新的組成部分。

教師教育勞動繁重已成為客觀事實，其中簡單勞動的比例居高不下。秦玉友等人根據(jù)全國10省20市(縣)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教師日均教學工作時間平均為8.65小時。[7]童星根據(jù)中國教育追蹤調(diào)查(CEPS)數(shù)據(jù)分析指出初中教師每周工作時間均值達47.5個小時，超過國家法定標準(最高不超過44小時)。此外，教師的教育勞動內(nèi)容多元化，簡單勞動的比例較高。童星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教師教學時間為10.07小時，教研(主要指備課、批改作業(yè)和試卷、培訓等)時間為22.40小時，管理班級和處理行政事務(比如管理班級紀律、開會等)時間為15.03小時。[8]教師教育勞動繁重和勞動的簡單化造成較大的工作壓力，并因此導致教師職業(yè)倦怠和流失。劉曉明在相關研究中指出職業(yè)壓力將導致中小學教師出現(xiàn)情緒衰竭和人格解體癥狀，職業(yè)壓力越大，職業(yè)倦怠的程度就越嚴重。[9]王恒等人的研究也證實了工作量、職業(yè)倦怠對教師留任意愿有顯著的負向影響。[10]2015年，“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這封僅有10個字的教師辭職信便是該問題的集中體現(xiàn)。

在上述背景下，學校教育勞動開始向家庭轉(zhuǎn)移。自學校產(chǎn)生以來，特別是近代社會大工業(yè)生產(chǎn)后，義務教育制度的確立使學校作為制度化的教育逐漸成為整個教育系統(tǒng)的“核心”。[11]正如勞倫斯·A．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教授在《公共教育》中指出的，19世紀以來，學校已取代了家庭與教會在未成年人社會化機構中的首要地位。[12]新中國成立初期，公共教育以培養(yǎng)社會主義勞動者為目標，教育的公共性凸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公共教育進行了一次轉(zhuǎn)型，轉(zhuǎn)型后我國學校教育目的的公益性弱化，私益性日益突出，從過去培養(yǎng)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目標“徹底演變?yōu)樗饺思彝?、學校和社會共識的‘教育為就業(yè)服務’的現(xiàn)實實踐”，家長在高競爭的社會環(huán)境下奮力前行，教師受工具理性意識形態(tài)的支配，僅忠誠于教學目標的實現(xiàn)，并將教育結(jié)果的不公平歸因為教育體系之外的因素，如社會經(jīng)濟背景與學生本身。[13]在這一背景下，教師非常重視對家長的教育動員，以便實現(xiàn)培養(yǎng)勞動力的教育目標。

20世紀后半葉，國際教育改革意識到要提升兒童教育教學效果，有必要“拆除學校圍墻”，構建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大教育體系，鼓勵家長在子女教育過程中參加學校一切可能的互動行為。在此背景下，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聯(lián)系開始增多，家庭的教育功能開始備受重視。20世紀90年代，受到西方“家校合作”運動的影響，中國的“家校合作”運動開始起步，學校教育相關改革對家庭的影響不斷加深，家長開始面臨越來越多來自學校教師的要求。[6]近年來，隨著國家“素質(zhì)教育”的展開以及“減負”呼聲愈喊愈烈，學校教師教育勞動開始主動或被動地向外轉(zhuǎn)移和溢出。

(二)家庭教育中的教育勞動女性化

隨著學校教育勞動的溢出和轉(zhuǎn)移，家庭中的教育勞動越發(fā)繁重。家長，尤其是女性家長被裹挾到前所未有的教育勞動中來。家長把教育視為一種重要的“投資”，但家長投入的遠遠不止經(jīng)濟資本，還有他們大量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將家務勞動社會化是將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的途徑。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單位制結(jié)構下，成立了具有公共性、單位附屬的托兒所、幼兒園與中小學校，把婦女從家庭負擔中解放出來，加入生產(chǎn)勞動，進入社會舞臺。然而，在經(jīng)歷近40年的發(fā)展后，一些曾經(jīng)由學校承擔的教育勞動又悄然回到家庭，而且家庭在承接學校教育勞動溢出部分時，存在明顯的代際分化與階層差異。

家庭中承接這些教育勞動的主要是母親?！跋挛缢狞c放學到家，馬不停蹄吃飯、跳繩、讀書、練琴，忙完所有作業(yè)，上床接近21∶00了。這其中學校布置了不少作業(yè)，比如讀課文、跳繩等，老師都要求家長全程參與，孩子的完成情況，家長都要拍好視頻傳給老師?！盵14]這是一名全職媽媽的心聲。相關研究指出，在參與學校教育過程中依舊存在父親參與不足的情況，[15]如宋廣榮的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小學高年級母親參與顯著高于父親參與。[16]在內(nèi)容方面，家長批改作業(yè)、輔導功課、陪伴學習等是教師教育勞動轉(zhuǎn)移的最為常見的形態(tài)。此外，還包括與教師及其他家長互動，[17]親子互動、制定規(guī)則、處理沖突策略以及學習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教育勞動內(nèi)容。[18]而上述功能也主要與侯忠偉所說的母親參與(即行為生活照顧、管教與教養(yǎng)互動)更為相近。[19]

但被牽扯進繁重教育勞動的家庭成員并不僅僅是年輕的母親。21世紀后，以獨生子女為主體的城市青年成為婚育主力，2017年二胎放開后，許多“421結(jié)構”的家庭發(fā)展成了“422結(jié)構”。[20]根據(jù)近年來的統(tǒng)計，絕大多數(shù)的城市夫婦需要依靠自己的父母幫助照料幼兒(3歲以下)，而將近1/3—1/2的家庭是由祖父母輩作為幼兒的主要照顧者。[21]其中，承擔家庭幼兒撫養(yǎng)教育主要責任的是年長女性，即祖母或外祖母，因為她們富有母性，也更有養(yǎng)育子女的經(jīng)驗。

在不同階層家庭中，教育勞動女性化的體現(xiàn)也不同。其共同點在于教育勞動往往需要緊密相伴的參與，差異在于教育選擇的多寡和替代性教育勞動的購買力不同。社會階層與家長參與之間存在顯著關系。[22]趙呈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不同階層的小學生家長在參與學校教育的意愿上存在顯著差異，上層家長的參與意愿最突出，中層家長次之，下層家長的意愿最弱；在參與實踐方面，上層和中層家長在家校交流和志愿支持這兩個層面上的參與度顯著高于社會下層家長。[23]

在城市中產(chǎn)家庭中，隨著全球化高競爭勞動力市場中精英準則與自我價值實現(xiàn)這兩種觀念的擠壓，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期待轉(zhuǎn)化為高強度的教育勞動。首先是為了做出正確教育選擇的付出，如精心鉆研各學區(qū)、學校、師資信息，了解各類課外班的教育理念等。其次，一切的教育決策都少不了陪伴。如父母為陪孩子上好學校，全家移居“老破小”；為了滿足學校的創(chuàng)意性作業(yè)要求，下班后陪伴孩子一起做手工，節(jié)假日陪孩子上課外班等。最后，為落實上述教育決策，家庭往往需要一位家長負責在勞動力市場拼殺，一位把重心轉(zhuǎn)移到家中，精心負責孩子的教育，隨之而來的就是家庭教育勞動的性別分工。通過性別和代際分工，年輕母親往往成為育兒“總管”，以科學育兒為指導，對兒童發(fā)展進行總體規(guī)劃，并承擔社會性撫育的教育職責。[20]

勞動階層家庭則通過另一種方式表達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和支持——陪讀。這里的“陪讀”特指家庭(尤其是農(nóng)村)從原住地遷移到城鎮(zhèn)中，在孩子就讀學校附近租房，照料孩子學習生活的行為。范云霞在M鎮(zhèn)發(fā)放的401份有效家長問卷顯示，陪讀家長中農(nóng)村女性占比高達88.8%，其中媽媽陪讀占67.85%，奶奶陪讀占13.3%。陪讀行動既是在社會結(jié)構下，原子化的家庭和母親不得不以“照料子女生活”的方式參與到子女教育中，也是勞動為本的女性家長為爭取子女教育成果所做出的能動的、理性的行動策略。[24]可以看出，陪讀這一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高度女性化，其勞動內(nèi)容也是傳統(tǒng)意義上家庭女性所承擔的職責。

二、教育勞動女性化的成因

(一)教育勞動及其特點

勞動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diào)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物的形態(tài)與性質(zhì)，使各種原料成為人類生活需要的財富，借以滿足人們的需要。[25]教育勞動則是指人有目的地作用于教育對象的相關活動，即利用勞動使受教育者得到發(fā)展，滿足社會成員對教育的期待。

對于教育勞動屬性的討論，至今觀點不一。以教育勞動屬于生產(chǎn)性勞動還是非生產(chǎn)性勞動這個問題為例，有學者指出，教育不僅是非生產(chǎn)的，而且還是一種純消費的勞動；[26]而另有學者認為教育勞動具有一般生產(chǎn)性勞動的最基本特征。[27]生產(chǎn)性與非生產(chǎn)性的爭論，本質(zhì)上是要為進一步辨析教育勞動中的勞動付出與收益奠定基礎。高小強按照阿倫特思考人類活動的方式，將教育活動按照與人生存必需性的關系的緊密程度，分為教育勞動、教育工作和教育行動。而教育勞動，因其是指向生產(chǎn)生存必需品的活動，直接與人類維持其生存有關而致使從事這種活動者的自由程度最低，甚至不存在自由。[28]

教育勞動是人類不可避免、需要共同參與的勞動。它具有復雜性，既包含簡單的體力勞動，也包含復雜的腦力勞動，既是服務性勞動，也是生產(chǎn)性勞動。本文所探討的教育勞動主要是圍繞未成年人教育而在家庭、幼兒園及中小學校等相關場景、關系內(nèi)發(fā)生的勞動。

此外，筆者還有必要闡明一個關鍵問題：為何要使用“教育勞動”這一概念，換言之，為何要以勞動的視角來看待教育？

第一，“教育勞動”概念強調(diào)了教育的勞作性，把教育從道德主義與專業(yè)主義的神圣化迷思里抽身出來，認識到教育是具體的、日常的、頻繁的積累性勞動；第二，教育勞動中存在性別化分工，這與復雜/專業(yè)勞動和簡單/日常勞動的分化密切關聯(lián)；第三，“教育勞動”涵蓋了與學校聯(lián)動的由家長承擔的勞動，長期以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被區(qū)隔看待，認為他們是相輔相成的兩種不同教育，而事實上，教育勞動具有相通的性質(zhì)，是一場貫穿了學校、家庭與校外機構等場景的大分工；第四，以勞動的視角看待教育，有利于再澄清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與教育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更好地描繪當前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者面對的困境；第五，將教育視為勞動，可以更好地運用性別分工視角來解釋教師隊伍性別問題與家庭教育中的父職角色的缺位。

在教育勞動特點方面，田伏虎、李月俠指出，教育勞動具有復雜性、創(chuàng)造性、示范性、長期性、社會性、時代性等特點。[29]檀傳寶總結(jié)道，教育勞動具有活動的教育性、勞動主體與對象的主體性、勞動關系的復雜性和教育活動過程評估與管理的困難等特征。[30]此外，李江也指出作為教育勞動之一的教師勞動的示范性、艱巨性、創(chuàng)造性，并指出其無時間限制的特點。[31]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教育勞動主要具有以下三個特點，教育勞動的特點決定了教育勞動的主要承擔者所需具備的特質(zhì)。

1．道德性

教育勞動的道德性有兩方面的意涵。首先是指教育是人的道德性在教育活動中的集中反映。從教育的本體功能上看，教育是培養(yǎng)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就是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32]教育本身是一種帶有道德價值的勞動，同一些與自然物打交道、價值無涉的勞作相比較，教育活動與價值或道德屬性在邏輯上無法剝離。[33]

另一方面即教育勞動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道德的主體，被社會的共同價值賦予某種道德甚至超越道德的期待。尤其是教育者，諸多隱喻可以一窺其道德形象。教師的隱喻主要包括了蠟燭、工程師和園丁等，這些隱喻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對教師這一職業(yè)的期待以及教師本身的工作實踐。[34]又如“母愛如海、父愛如山”，意指母親對待孩子如大海一般包容，如海水一樣溫柔卻壯烈，并有推動力，而父親對待孩子則是沉默的、含蓄的、不變的，是最堅強的后盾。誠然，具體的道德期待依文化而不同，隨時代而變遷，受到家庭、宗族、宗教、國家等多重結(jié)構的共同調(diào)節(jié)，但教育勞動一直肩負著神圣、義務、付出等巋然不動的道德屬性。

2．情感性

“情感勞動”概念來自美國社會學家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是指個體在日常交往或者組織環(huán)境中必須根據(jù)情感規(guī)則來調(diào)整外在行為表達甚至內(nèi)在情感。趙鑫、高曉文等探索了教師情感勞動，指出教育就其本質(zhì)而言，也是教師的一項情感勞動，[35]在情感勞動中，教師需要消耗一定的心理資源，高負荷的情感工作會產(chǎn)生一定的負性效應。[36]馬冬玲引介霍克希爾德的論述，認為情感勞動中存在性別劃分，以兩性的性別特質(zhì)為基礎，由于女性在服務業(yè)尤其是一線服務業(yè)中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她們不成比例地承擔了情感勞動的負擔。[37]

無論是學校教育勞動還是家庭教育勞動，都包含情感勞動的成分，且同樣具有難以計酬、投入—產(chǎn)出不成比例等特點。在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學校的教育勞動甚至具有了情感勞動的服務性特征，學生與家長被視為消費者，教師成為滿足其定制化需要的服務人員。教育領域中的消費主義和某種特定的民主觀，實際上造成了教育中公共領域的沒落，淡化了教育作為公共物品的維度。[38]

3．重復性與長期性

教育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累性勞動。對于教師而言，教育勞動意味著每天、每學期、每年面對特定年齡段學生、特定學科的具體教學，按照制度與教材授課、上操、批改作業(yè)等；對于家長而言，教育勞動意味著常年的保護與陪伴、持續(xù)監(jiān)督輔導孩子完成作業(yè)與課后活動，配合學校的各項工作。法國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這樣描述一個母親的瑣碎日常：她(母親)沒有時間去“培養(yǎng)”他(孩子)，首先必須阻止他闖禍，他打碎東西，撕破東西，弄臟東西，他不斷危及物品和他自己…她要求他完成作業(yè)，但她不會解決他要做的習題、要翻譯的拉丁文。[39]

此外，教育非一日之功，教育的價值與效益是需要時間來體現(xiàn)的，這即所謂教育勞動的長期性。重復性與長期性的勞動往往被視為“低創(chuàng)造性”“低專業(yè)性”和“可替代性強”的，被認為憑借耐心、熟練和長時間專注的付出即可獲得成功。然而事實絕非如此，教育勞動是一個持續(xù)施加的力度，重復不意味著不變，也不意味著必然的收獲。教育勞動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活動，也是有助于創(chuàng)造人的主體性的過程，因此創(chuàng)造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意味著教育的不確定性；教育過程和實踐不是以機器運行一樣的方式來運行的，教育不是填充一個空水桶，而是生起一團火焰，真正的教育總是緩慢的、艱難的、受挫的。

(二)教育勞動女性化的成因

1．女性作為結(jié)構性的教育勞動預備軍

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教育還是其他職業(yè)領域，女性一直是社會雇傭勞動的預備軍和蓄水池，彈性地適應著社會的需要，隨其漲消進退。這種預備軍性質(zhì)不僅體現(xiàn)在數(shù)量上，也體現(xiàn)在結(jié)構上。

如在19世紀的美國，隨著中小學教育的普及，為培養(yǎng)“共和國母親”而擴大招收女學生，教育界對女教師的需求增加。加上當時輿論認為，兒童教育符合婦女“天性”，是“女性的領域”，所以教師成了美國社會中第一個向婦女開放的職業(yè)。[40]此外，雇傭女教師還可以使公共教育成本降到最低，因此當時成為女性從家庭涌入教師職業(yè)的契機。米利特指出，人們發(fā)覺可以把婦女當作“預備勞動力”進行剝削，戰(zhàn)時經(jīng)濟需要時就讓她們出來工作，不需要時就打發(fā)她們“回家”。[41]

揭愛花指出，中國婦女解放實踐從一開始就與民族獨立、國家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相聯(lián)。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加快經(jīng)濟建設，因而婦女解放實踐的人力資源動員功能首先得到了最充分的肯定。而在下崗浪潮中，女性首當其沖，女工失業(yè)和下崗的概率是男工的兩倍。[42]20世紀80年代中國啟動市場化改革以來，曾發(fā)生過4場較大的“婦女回家”的論戰(zhàn)。[43]無論是出于勞動力市場的需要還是家庭創(chuàng)造高效益、好生活的需求，婦女都被裹挾在這場調(diào)度漩渦中，成為國家、市場和家庭服務的勞動預備軍。

鄭新蓉等通過對個案縣鄉(xiāng)村教師的研究發(fā)現(xiàn)，教師性別的快速變化主要有三個時期，即1958年“大躍進”時期、“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以及2006年到目前的階段。她們指出，一方面，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必然帶來女性擔任教師機會的增加，這是歷史的進步；但另一方面，女性鄉(xiāng)村教師的增加與鄉(xiāng)村男性教師的退出同時發(fā)生，這也是我們需要正視的事實。[2]

綜上，教育勞動女性化的一個重要成因，是在某些階段和背景下，男性退出了教育勞動進入其他勞動市場，女性得以或不得不大量進入教師職業(yè)領域以填補空缺。

2．教育勞動的總量增加

從現(xiàn)狀來看，當前階段的教育勞動女性化與教育勞動總量的增加密不可分。所謂教育勞動的增加，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家長對孩子教育投入普遍增多，教育投入不僅在經(jīng)濟、物質(zhì)方面增長，而且在精神與情感方面增長更多。在兒童本位的思想下，社會、學校和家長都把陪伴、監(jiān)督、配合學?；顒赢斪龊饬考彝ソ逃闹笜?。其次，改革開放至今，教育從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高度社會化和公共化形態(tài)，過渡到家庭為主要基本受益單位、以“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為目標的階段。家庭對教育的高期待和多元化，也對教育勞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相比獨生子女時期，無論是在二胎家庭內(nèi)部還是在學校中，教育勞動的總量都必然增加。最后，無論教育的目標、內(nèi)容如何變化，教育勞動中道德性、情感性、重復性和長期性的那部分勞動是一切教育的基礎，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都有人要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來應對這些瑣碎而短期收益低的勞動。這充分調(diào)動了作為勞動預備軍的女性的參與；與此同時，學校教育溢出的教育勞動走向家庭，在家庭內(nèi)部實現(xiàn)再次分工，母親和(外)祖母“義不容辭”地承擔著照料、養(yǎng)育、教育孩子的職責。

3．教育勞動與文化和經(jīng)濟的互動

其實，當下大多數(shù)人早已意識到，教育應該是由兩性共同分擔的。許多年輕父母有意識嘗試重新分工，即父親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孩子的教育勞動中來；師范院校和中小學以一些傾斜的做法來吸納更多男性加入教育行業(yè)。然而，教育勞動內(nèi)部仍然存在比較明顯的性別分工。

教育勞動似乎確實是天然契合女性特質(zhì)的，這不僅在于女性有生育哺乳的能力而產(chǎn)生的慣性，也在于女性所謂有別于男性的特質(zhì)。關于女性在勞動分工中的地位，已有過許多研究探討。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考察了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氣質(zhì)與勞動分工后發(fā)現(xiàn)，獨立、暴烈、攻擊性并不是男性的專利，依賴、敏感和情緒化也非女性所獨有，這些氣質(zhì)是很容易被社會文化所塑造出來的。[44]從結(jié)構功能主義出發(fā)，認為母親與孩子的關系是首要的，男性無需承擔生物功能，因此形成了典型的性別分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把婦女所受的壓迫與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壓迫聯(lián)系起來看待，認為私有制是總根源。[45]女性主義經(jīng)濟學家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認為，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處境與性別分工是家長制與資本主義體制長期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46]馬克思主義女性學者凱琳·薩克斯(Karen Sacks)對恩格斯的理論進行補充，指出剝削階級喜歡把剝削強度高的社會生產(chǎn)作為男性的工作，家庭個體勞動必須成為公共勞動，這樣才能使婦女真正成為社會性成人。[47]性別勞動分工的研究卷帙浩繁，難以面面俱到，但討論的切入點可歸納為二：一是性別何以成為性別；二是不同種類勞動在社會經(jīng)濟生活中的地位。

區(qū)別于女性主義主要以性別為出發(fā)和歸屬的考量，教育勞動女性化的成因需審視教育勞動本身的屬性、特點與地位。在筆者看來，教育勞動女性化是教育勞動根據(jù)其特點與當下文化和經(jīng)濟互動的結(jié)果。一方面，教育勞動與現(xiàn)有的性別文化互動，把善于教養(yǎng)、陪伴的女性留在基本的教育勞動之中；另一方面，教育勞動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其所謂的經(jīng)濟效益低下，因此在分工鏈條中能夠產(chǎn)生相對更大經(jīng)濟效益的個體紛紛離開教育勞動。教育勞動契合女性特質(zhì)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鞏固、加強。即便有許多家庭愿意嘗試脫離這種“常識”，但他們迅速被撲面而來的大量教育勞動打敗，被教育勞動的長期高付出、短期低收益打敗，因而不得不重新尋求傳統(tǒng)的、劃算的性別分工——女性從事教育勞動。

三、教育勞動女性化帶來的挑戰(zhàn)

(一)女性的教育勞動價值得不到應有重視

當前，關心教育勞動女性化的聲音很多，往往將教師隊伍女性比例高當做一個急需治理的問題——這里隱含了兩種假設：一是教育勞動女性化可能帶來某種惡果，二是教育勞動可以通過某種治理來實現(xiàn)男女平等分擔。關于第一種假設，最大的擔憂是女教師比例高、家庭教育中父親角色缺位會讓下一代變得娘娘腔、沒有陽剛氣。誠然，更加多樣的社會交往、完整的家庭結(jié)構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長與發(fā)展，但“女性/女性特質(zhì)的人會教育出女性特質(zhì)的人”，這個因果推論顯然十分草率且缺乏依據(jù)。

事實上，教師隊伍女性比例高只是一種結(jié)果。無論通過何種手段，若僅僅只針對數(shù)量平等進行糾正的話，那還是一種男性本位、技術本位的思路，并不能真正解決教育勞動中性別化傾向的真實問題，也不能提升教師質(zhì)量、保障兒童成長與發(fā)展。這些擔憂和輿論反而進一步導致了教育行業(yè)對女性的輕視和排斥，造成了順理成章的、以優(yōu)化教育為名的就業(yè)歧視。因此，如果一味強調(diào)男性教師的數(shù)量和重要性，就會進一步邊緣化女性教師的地位和聲音，會更加視男性為得來不易的珍貴品，視女性為招之即來的庸庸之眾。

此外，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庭中，教育勞動被視為女性更擅長乃至道德上更應該承擔的工作，與女性的母性難以分割。在各取所長的所謂經(jīng)濟理性下，在高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很容易將女性從其他行業(yè)推回教育勞動中來，成為其他行業(yè)的后備軍。教育勞動是無酬與低酬的，同時其投入—產(chǎn)出也是難以精確衡量的。如此，女性參與教育勞動的價值也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

(二)縮小女性在更廣闊社會勞動的發(fā)展空間

教育勞動女性化縮小了女性在更廣闊社會勞動的發(fā)展空間，也進一步增強了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女性被分配到重復性高、技術含量低，需要投入情感、時間與精力的勞動中去，以便更好地照顧家庭，需要追求穩(wěn)定而非高收入；男性則被鼓勵投入到創(chuàng)造性高、技術含量高、能夠精確衡量投入—產(chǎn)出比的勞動中去，承擔家庭經(jīng)濟支柱的重任。

在學校中，即便女性往往保有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但在權力結(jié)構中男性仍然占上風。許多學校都呈現(xiàn)出男性干部多、女性教師多的樣貌，甚至出現(xiàn)一位男校長統(tǒng)領一隊娘子軍的情況。女性因生育和照顧家庭之故，不得不減少工作中的時間投入，也削弱了在男性面前的權力競爭力。此外，地方教育部門權力結(jié)構以男性為主，當?shù)啬行愿刹咳后w既“不便”也“不愿”與鳳毛麟角的女性干部為伍，這使得女性開展領導工作非常困難。有些女性學校干部訴苦說，因為干部大多是男性，偶爾提拔起女性來便非議多多，或把女性妖魔化為不顧家的女強人，或議論她的背景與關系。對教育勞動性別數(shù)量失衡的擔心，有時反而會弱化對教育行業(yè)內(nèi)性別權力結(jié)構的關心，會忽視學校內(nèi)少數(shù)男性意氣風發(fā)、多數(shù)女性匍匐前行的社會現(xiàn)實。

與此同時，教育勞動女性化還縮小了女性在其他行業(yè)中的選擇與發(fā)展空間。隨著二胎社會來臨，越來越多年輕母親選擇離開職場，暫時或長期地“回歸家庭”。

(三)無法應對當前教育需求和教育供應之間的不匹配

無論是國家對教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公共性要求，還是家長對孩子既具備較高競爭力又能夠自由快樂的私利性要求，教育需求的增長都遠遠超過教育供應的能力。教育勞動女性化是諸多因素推動的分工結(jié)果，但人們的不堪重負和不甚滿意，則折射出這種分工無法應對當前教育需求和教育供應之間的不匹配。

從教育質(zhì)量看，教育勞動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學校教師隊伍補充不足，較高的生師比與相對繁重的教育勞動導致教師無法產(chǎn)出高質(zhì)量的教學成果；在家庭教育中，父親缺位與母親在社會中的低競爭力都會影響家庭教育的豐富與兒童的全面發(fā)展。學校和家庭之間、家庭成員之間在教育需求和供應不匹配的現(xiàn)實與具體分工中，產(chǎn)生了巨大的張力與矛盾。從教育的公平與均衡方面看，教育勞動女性化不僅本身就是性別刻板印象與分工的產(chǎn)物，而且教育勞動的分工進一步增加了對性別、代際和階層中弱勢群體的擠壓，加劇了不同階層家庭間、城鄉(xiāng)學校間的差距。教育勞動女性化的趨勢，不僅對女性在勞動市場就業(yè)產(chǎn)生阻礙，實際上也將男性排除在他們本該深度參與的教育勞動之中。

四、結(jié)語

至此，教育勞動女性化不僅是指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的教育勞動主要由女性承擔，同時也意味著教育勞動愈發(fā)被視為一種女性領域的勞動、一種女性化的勞動、一種男性有限參與的勞動?？梢赃@樣說，“教育勞動女性化”包含了教育勞動的女性化與女性化的教育勞動這兩個維度。教育勞動女性化并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這個現(xiàn)象只是一系列問題帶來的結(jié)果，是一個動態(tài)變化過程中的截面。教育勞動的性別分工或許沒有絕對的均衡，但有相對的、動態(tài)的均衡，這種均衡并不體現(xiàn)在數(shù)值上的絕對對等，而是體現(xiàn)在女性教育勞動的價值得到應有的重視上，體現(xiàn)在男女兩性選擇與發(fā)展空間的對等上。

要逐漸改變刻板印象下的性別分工，直接從師資招生、招聘環(huán)節(jié)或者從家庭分工上尋求“配平”固然是可行的辦法，但性別的平衡只是“表”而非“里”，無論如何分工，目標應當指向推動教育的完善與人的全面發(fā)展。因此，筆者認為還可以對教育勞動本身進行更深入的探討，這涉及三個方面。首先，教育勞動的總量增加是否合理。在當前如火如荼的教育勞動中，到底哪些是符合教育本質(zhì)、教育規(guī)律、有益于孩子全面發(fā)展的，哪些是高競爭社會下教育焦慮失控所產(chǎn)生的冗余和負擔，需要進一步分析厘清。從根本上說，教育勞動總量的合理化是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減負和解放。其次，我們該如何看待教育勞動的性質(zhì)。當教育勞動過度的私人化、家庭化、市場化時，每個家庭、每所學校都必須按照個性化的目標和生存的法則自行解決教育勞動的性別分工問題。然而，教育本身是一項具有公共性的事業(yè)，是關乎全社會乃至人類發(fā)展的共同事業(yè)。這樣的事業(yè)本可以擁有共同目標，并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擔和解決。而且，只有將教育勞動視為公共勞動，身處其中的男性與女性才能夠走出單一的家庭本位道德角色，再次獲得合理分工的可能。最后，如何看待教育勞動的價值。一直以來，教育勞動都處于“教育被看重，勞動被看輕”的特殊境遇中，因為教育勞動確實包含了太多日常的、瑣碎的事務，正是這些勞動的積累才能夠有真正的教育發(fā)生，才滋養(yǎng)了人的全面發(fā)展。因此，重新審視教育勞動的價值，尤其是女性在學校和家庭中所承擔的那些基于道德與情感、重復與長期的教育勞動的價值，是改善教育勞動女性化的必經(jīng)之路。

注釋：

①數(shù)據(jù)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鑒2017》。

②數(shù)據(jù)來源：教師隊伍性別結(jié)構狀況調(diào)查課題組安徽省某市調(diào)研報告中教育局座談錄音稿。

③數(shù)據(jù)來源：2018年課題組全國性監(jiān)測數(shù)據(jù)。

參考文獻：

[1]魏海政．中小學教師“陰盛陽衰”之憂[N]中國教育報，2016-05-25(4).

[2]武曉偉，鄭新蓉．我國農(nóng)村中小學教師性別結(jié)構的女性化——基于河北、云南、貴州三省的調(diào)查分析[J]．教師教育研究，2015，27(3)：86-92.

[3]劉云杉．從啟蒙者到專業(yè)人——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中教師角色演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4]李雨珊．黑龍江省義務教育師資結(jié)構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17.

[5]余秀蘭．應對風險社會：教育的順應與變革[J]．復旦教育論壇，2010，8(4)：5-9+14.

[6]姚巖．學齡兒童母職角色再制的社會學思考[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20(2)：37-42.

[7]秦玉友，趙忠平，曾文婧．義務教育教師教學工作時間結(jié)構研究——基于全國10省20市(縣)的數(shù)據(jù)[J]．教師教育研究，2017，29(4)：39-45.

[8]童星．初中教師工作時間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教育追蹤調(diào)查(CEPS)數(shù)據(jù)的分析[J]．教師教育研究，2017，29(2)：107-112.

[9]劉曉明．職業(yè)壓力、教學效能感與中小學教師職業(yè)倦怠的關系[J]．心理發(fā)展與教育，2004(2)：56-61.

[10]王恒，閆予沨，姚巖．特崗教師留任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全國特崗教師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的logistic回歸分析[J]．教師教育研究，2018，30(1)：41-48.

[11]葉瀾．教育概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68.

[12]克雷明．公共教育[M]．紐約：紐約基礎書籍有限出版公司．1976：27.

[13]亨利·A．吉魯．教育與公共價值的危機[M]．吳萬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2.

[14]張娜．開學三四天很多小學新生家長累翻了[EB/OL].(2016-09-13)[2019-12-20].http：//news.hexun.com/2016-09-13/186007312.html.

[15]朱麗娜．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狀況及影響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7.

[16]宋廣榮，伍新春，吳建民．小學生家長參與教育活動的結(jié)構、特點及其對成就目標、學業(yè)成績的影響[C]//第十屆全國心理學學術大會論文摘要集，2005.

[17]武茜璇．初中教育中家長參與的社會階層差異[D]．廣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2017.

[18]黃小瑞，安桂清．家長參與類型與兒童學習結(jié)果的關系[J]．學前教育研究，2018(11)：40-49.

[19]侯忠偉．父母參與教養(yǎng)、共同教養(yǎng)與兒童行為的關系[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7.

[20]肖索未．“嚴母慈祖”：兒童撫育中的代際合作與權力關系[J]．社會學研究，2014，29(6)：148-171+244-245.

[21]唐曉菁．城市“隔代撫育”：制度安排與新生代父母的角色及情感限制[J]．河北學刊，2017，37(1)：160-164.

[22]拉魯．家庭優(yōu)勢：社會階層與家長參與[M]．吳重涵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

[23]趙呈．南京市小學生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差異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8.

[24]范云霞．勞動家庭的教育卷入研究——以毛鎮(zhèn)“高考陪讀”為個案[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2019.

[2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1-202.

[26]魏彩霞，屈炳祥．對教育是生產(chǎn)勞動一說的質(zhì)疑——關于教育勞動的性質(zhì)與同仁的商榷[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5)：78-81.

[27]朱曉?。逃齽趧邮莿?chuàng)造價值的生產(chǎn)性勞動——與魏彩霞、屈炳祥同志商榷[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4)：7-11.

[28]高小強．教育活動的內(nèi)部形態(tài)及其秩序的重建——阿倫特政治哲學的教育意蘊[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68-74.

[29]田伏虎，李月俠．教育勞動的特點與教師職業(yè)道德的建設[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3)：95-98.

[30]檀傳寶．教育勞動的特點與教師專業(yè)道德的特性[J]．教育科學研究，2007(3)：5-11.

[31]李江．論教師職業(yè)的勞動特點[J]．青海師專學報，1993(3)：8-11+34.

[32]張忠華．論教育的道德性[J]．現(xiàn)代大學教育，2006(4)：62-68.

[33]檀傳寶．教育勞動的特點與教師專業(yè)道德的特性[J]．教育科學研究，2007(3)：5-11.

[34]陳向明．教師的作用是什么——對教師隱喻的分析[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1(1)：13-19+72.

[35]趙鑫，熊川武．教師情感勞動的教育意蘊和優(yōu)化策略[J]．教育研究與實驗，2012(5)：17-21.

[36]高曉文，于偉．教師情感勞動初探[J]．教育研究，2018，39(3)：94-102.

[37]馬冬玲．情感勞動——研究勞動性別分工的新視角[J]．婦女研究論叢，2010(3)：14-19.

[38]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麗風險[M]．趙康，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2018：5

[39]波伏瓦，第二性II[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347

[40]王政．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41]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97-109

[42]揭愛花．國家、組織與婦女：中國婦女解放實踐的運作機制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2.

[43]宋少鵬．“回家”還是“被回家”？——市場化過程中“婦女回家”討論與中國社會意識形態(tài)轉(zhuǎn)型[J]．婦女研究論叢，2011(4)：5-12+26.

[44]米德．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zhì)[M]．宋踐，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70

[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海迪·哈特曼．資本主義、家長制與性別分工[M]//李銀河．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46-47.

[47]凱琳·薩克斯．重新解讀恩格斯——婦女生產(chǎn)組織和私有制[M]//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1-20.

Present Situation,Root Caus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YAN Yu feng MENG Ya qin

Abstract：Education labor is the most basic human activity. In recent years,the total amount of education labor is increasing,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in school or at home,in China,women are main force of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labor,under the pressure of hierarchy chain of labor division,has expanded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gender,generation and class perspective. Addressing this phenomen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data,this study found that education labor enjoys characteristics in morality,emotion,long-term and repeatability,and the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female has always been the preparatory force of the labor market. Thu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increasing total amount of the education labor,interaction of the education labor with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has resulted in positioning female to the main force of education labor.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has lead to devalue of female education labor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t among the complex education labor system,further compressing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female working in other industries. The high intensity and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did not lead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growth of the young generation,instead,schools,as one of the main places of educational labor,have transferred a large number of educational labor spillovers to the family,and the conflict of educational labor distribution intensifies the tens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herefore,the increase,nature and value of educational labor should be re-examin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tus quo of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labor work.

Keyword：education labor; feminizati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education;

責任編輯：董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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