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國正處于經(jīng)濟社會快速轉(zhuǎn)型期, 人們的生活節(jié)奏明顯加快, 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凸顯?！疤嵘睦斫】邓仞B(yǎng)(mental health literacy)是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經(jīng)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國家衛(wèi)健委, 2019)。我國政府對此日益重視, 2016年以來, 國家衛(wèi)健委等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的《關(guān)于加強心理健康服務(wù)的指導意見》、《全國社會心理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試點工作方案》等文件中均提出要提高國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水平、提高心理健康核心知識知曉率。2019年7月我國發(fā)布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中將居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水平列為“心理健康促進行動”的第一項結(jié)果性指標?；谥袊茖W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fā)展中心的測算, 我國當前居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水平的基線值為12%, 預(yù)期“到2022年和2030年, 居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水平提升到20%和30%”。

心理健康素養(yǎng)作為心理健康促進的重要因素在國際上已有大量研究(Bj?rnsen, Eilertsen, Ringdal, Espnes, & Moksnes, 2017; Furnham, & Hamid, 2014; Kutcher, Wei, & Coniglio, 2016)。研究結(jié)果表明, 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有利于及早識別心理疾病, 減少病恥感, 獲取及時有效的支持和治療, 從而改善個體和公眾的心理健康(Jorm, 2012; Jorm et al., 2006); 鑒于此, 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開展了心理健康素養(yǎng)干預(yù)活動, 并取得一定成效(Jorm, 2015)。國內(nèi)關(guān)于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F(xiàn)有的研究發(fā)現(xiàn), 無論是心理健康知識知曉率(李紅秋, 崔宏亮, 宋郡, 李雪秋, 2018; 孫艷莉, 2015; 田亮, 儀玉偉, 靳玉宏, 肖存利, 孫雅麗, 2018), 還是心理健康素養(yǎng)水平(陳怡伶, 2013; 杜建政, 劉寧, 張翔, 楊文登, 2015; 高旭, 2017; 黃志平, 2011; 李珺, 2012; 吳蓉, 何雪松, 2013), 雖有提升的趨勢, 但整體水平仍然偏低(Gong & Furnham, 2014; Wong et al., 2017)。

為了促進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相關(guān)研究與實踐, 本文對國內(nèi)外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概念、評估工具、作用因素和干預(yù)提升的研究進展情況進行梳理分析, 以期提供參考。

2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概念內(nèi)涵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概念提出借鑒了健康素養(yǎng)的概念。Jorm等(1997)最初將心理健康素養(yǎng)定義為：“幫助人們認識、處理和預(yù)防心理疾病的相關(guān)知識和信念”, 后來Jorm (2012)又將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為5個方面：預(yù)防心理疾病的知識, 心理疾病的識別, 求助和有效治療的知識, 有效自助策略的知識和心理急救技能。O’Connor, Casey和Clough (2014)在此基礎(chǔ)上將其簡化為識別(recognition)、知識(knowledge)和態(tài)度(attitude) 3個維度。Jorm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定義得到了國內(nèi)外學者們的廣泛認可和采用(Furnham & Hamid, 2014; Jung, von Sternberg, & Davis, 2016; 高旭, 2017; 張曉, 2013)。

近年來, 不同研究者進一步擴展了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內(nèi)涵, 一方面將病恥感、求助效能等納入其中(Kutcher, Bagnell, & Wei, 2015; Spiker & Hammer, 2019; Wei, McGrath, Hayden, & Kutcher, 2015), 一方面提出側(cè)重于心理健康促進的積極心理健康素養(yǎng)(Bj?rnsen, Espnes, Eilertsen, Ringdal, & Moksnes, 2019; Spiker & Hammer, 2019)。研究表明, 使用擴展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內(nèi)涵更有利于提升個人和公眾有效管理心理健康的能力(Kusan, 2013)。

國內(nèi)關(guān)于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概念由于翻譯不同, 也稱為“精神健康素養(yǎng)”、“心理衛(wèi)生素養(yǎng)”和“心理健康學識”等。與“心理健康素質(zhì)”的概念不同, 兩者雖僅差一字, 但后者是指影響心理健康水平的心理品質(zhì), 包括先天的成分(沈德立, 馬惠霞, 2004)。不同學者對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理解既有大同亦有小異。所有學者都認為心理健康素養(yǎng)包含著知識成分, 例如, 有學者將其定義為“公眾具備的對精神衛(wèi)生的認識、管理和預(yù)防的知識” (孫建勝, 駱宏, 姚娟娟, 2002); 多數(shù)學者認為心理健康素養(yǎng)不僅包括知識, 而且包括態(tài)度和行為(黃志平, 2011; 劉光大, 2018); 有的學者強調(diào)“科學解決心理問題的方法” (李珺, 李大光, 2012); 有的區(qū)分了助己和助人, 強調(diào)心理健康促進的內(nèi)容, 認為是“個體在促進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應(yīng)對自身及他人心理疾病所養(yǎng)成的知識、態(tài)度和行為習慣” (吳玨 等, 2018)。

綜上所述, 國內(nèi)外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內(nèi)涵都有向廣義發(fā)展的趨勢, 我們嘗試將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廣義內(nèi)涵定義為：綜合運用心理健康知識、技能和態(tài)度, 保持和促進心理健康的能力。這個定義包含知識、技能和態(tài)度3個主要因素, 依據(jù)現(xiàn)有研究, 知識因素主要包含：心理健康基本知識與原理、心理疾病及其治療、心身健康、危機干預(yù)與自殺預(yù)防、兒童心理健康、積極心理健康等(Bj?rnsen, et al., 2017; Jorm et al., 1997; Kutcher et al., 2015; 陳祉妍, 王雅芯, 郭菲, 章婕, 江蘭, 2019); 技能因素主要包含：心理健康信息的獲取、特定心理疾病的識別、心理急救、情緒調(diào)節(jié)等技能(Jorm 2012; Jorm et al., 1997; O’Connor et al., 2014; 陳祉妍 等, 2019); 態(tài)度因素主要包含：心理疾病預(yù)防及治療的態(tài)度、減少病恥感和心理求助態(tài)度等(Jorm 2012; Kutcher et al., 2015; O’Connor et al., 2014)。3個因素所包含的內(nèi)容并不是固定不變的, 會隨著心理健康研究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

3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評估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評估工具, 最初為情景案例問卷, 近年來出現(xiàn)了大量評估工具, 既有單維的, 也有多維的; 按作答方式不同, 可分為李克特(likert)量表、是非題、簡答題或填充題等方式; 按照評估側(cè)重的內(nèi)容不同, 可分為知識、態(tài)度和心理求助量表等。Wei等(2015)從32個國家的401項心理健康素養(yǎng)研究(2013~2015年)中, 篩選出215個工具, 其中有69個知識量表、111個病恥感/態(tài)度量表和35個心理求助量表。

3.1 情景案例問卷

情景案例描述技術(shù)是20世紀50年代Shirley Star編制的心理疾病癥狀識別研究技術(shù)(Rabkin, 1974)。Jorm等(1997)最早采用情景案例訪談法(the Vignette Interview)編制了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MHLQ)。評估時, 先呈現(xiàn)給受測者一段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常見心理疾病的典型案例的癥狀描述, 隨后詢問兩個開放性問題：“你認為約翰/瑪麗怎么了?”、“你認為怎樣給予約翰/瑪麗最適合的幫助?”, 此外還設(shè)置了關(guān)于提供幫助的人員、藥物、療法、風險、病恥感等涉及心理疾病知識和態(tài)度的題目(Jorm et al., 1997; Reavley & Jorm, 2012)。

除Jorm以外, 其他學者也編制了類似問卷, 常見的有：

(1)患難朋友問卷(The Friend in Need Questionnaire)。由Burns和Rapee (2006)編制, 設(shè)置2個抑郁癥和3個日常生活問題案例, 每個案例設(shè)5個問題, 適用于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評估。該問卷較Jorm的問卷評估內(nèi)容簡單, 項目作答方式主要采用主觀填空形式, 盡量避免迫選, 強調(diào)被試的自主性。

(2)焦慮障礙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for Anxiety Disorders, MHLQ-AD)。在Brown, Campbell, Lehman, Grisham和Mancill (2001)臨床案例問卷基礎(chǔ)上修訂, 設(shè)置多個焦慮障礙和1個抑郁障礙案例, 每個案例設(shè)3個問題, 用于評估心理疾病的識別、歸因和治療建議(Coles & Coleman, 2010), 適用于成人群體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簡易評估, 使用率較高。

(3)加拿大COMPAS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評估內(nèi)容包含：對心理疾病原因的認識和感受, 對干預(yù)措施的認識, 心理疾病的病恥感; 自我評價; 心理健康知識; 對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的態(tài)度4個部分(陳怡伶, 2013; 楊宗升, 2015)。我國臺灣學者將問卷翻譯修訂為繁體中文版, 用于評估抑郁癥和老年癡呆癥患者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陳怡伶, 2013)。

情景案例問卷在國內(nèi)外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評估中應(yīng)用最為廣泛(Wei et al., 2015; 李鳳蘭, 高旭, 2018; 也見 張曉, 2013; 劉奕, 2014; 杜建政 等, 2015; 高旭, 2017)。這類問卷的優(yōu)點是將心理疾病癥狀與實際情景描述結(jié)合起來, 對特定心理疾病識別能力的評估更為真實有效, 案例和問題也可以針對研究目的進行靈活設(shè)置; 不足是標準化程度較低, 測量相對耗時費力, 問卷缺少信、效度指標, 不易進行統(tǒng)計分析。

3.2 單維評估工具

單維評估工具只針對心理健康素養(yǎng)中的一個成分進行評估, 例如：

(1)心理疾病識別問卷(Mental health disorder recognition questionnaire, MDRQ), Swami, Persaud和Furnham (2011)采用了裝懂檢測技術(shù)(overclaiming technique)編制, 問卷簡要描述20個心理疾病癥狀, 其中包含15個來源于DSM-IV的診斷標準, 混入5個虛假陪襯, 考察被試對真、假心理疾病的區(qū)分程度。Swami, Papanicolaou和Furnham (2011)采用類似方法編制了心理疾病裝懂檢測量表(Mental Health Disorders Overclaiming Scale), 用于評估被試對心理疾病名稱的熟悉程度。這兩個量表優(yōu)點在于使用簡便、量化評估, 且可校正被試夸大自身知曉程度對評估結(jié)果的影響(Paulhus & Harms, 2004)。目前國外應(yīng)用較多, 國內(nèi)還未見應(yīng)用的報告(李鳳蘭 等, 2018)。

(2)心理健康知識進度表(Mental Health Knowledge Schedule, MAKS)。Evans-Lacko等(2010)編制, 12題,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65, 重測信度為0.71, 用于心理健康知識相關(guān)的病恥感評估, 但是只限評估病恥感的認知層面。適用于成年群體, 在國外使用較多, 國內(nèi)還未見應(yīng)用的報告。

(3)心理健康促進知識量表(mental health- promoting knowledge measure, MHPK-10), Bj?rnsen等(2017)從心理健康促進的角度編制, 用于評估青少年積極心理健康素養(yǎng), 共10題, 單一維度,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84, 重測信度0.70以上。該量表彌補了以往重視心理疾病而忽視心理健康促進方面評估的不足, 適用于公眾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評價, 但是目前缺少跨文化驗證, 使用率不高。

3.3 多維評估工具

多維評估工具綜合評估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多個成分。這類工具很豐富, 也折射出心理健康素養(yǎng)概念的多維性。例如：

(1)心理健康素養(yǎng)量表(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MHLS)。O’Connor和Casey (2015)編制, 共35題, 包含識別、知識和態(tài)度3個維度, 采用5 點評估。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87, 重測信度0.80, 該量表適用于成年群體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評估, 測量內(nèi)容全面、使用方便, 使用率較高, 但對特定類型心理疾病的識別能力評估不足。我國有學者在運動員群體中進行了信效度檢驗(韓哲, 王丹丹, 歐陽靈青, 牛鵬程, 云知明, 2019)。

(2)多元心理健康素養(yǎng)量表(Multicomponent Mental Health Literacy Measure), Jung等(2016)編制, 共26題, 包含心理健康知識、信念和資源3個維度,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83, 適用于成年群體。與同類量表相比, 該量表突出強調(diào)了心理健康求助資源的知識, 對促進人們尋求專業(yè)心理幫助有一定的預(yù)測作用。

(3)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MHLq), Campos, Dias, Palha, Duarte和Veiga (2016)編制, 共33題, 包含心理疾病知識或偏見、求助行為和急救技能、自助策略3個維度,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84, 重測信度為0.88, 適用于12~18歲的青少年群體; Dias, Campos, Almeida和Palha (2018)將量表修訂為29題, 適用于成年群體。該量表重視減少青少年語境特點引起的評估偏差, 信度和效度較高, 使用簡便, 但是目前缺少跨文化驗證。

(4)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aure, MHLQ), Epps等(2007)基于Nutbeam的健康素養(yǎng)理論模型編制, 5點評估, 長版78題, 包含價值與能力的信念、權(quán)利的信念、知識與理解、功能行為、批判行為和溝通行為6個維度;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95, 短版28題,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92。我國臺灣學者將短版問卷修訂為繁體中文版(張淑敏, 2012), 國內(nèi)學者進一步修訂為簡體中文版, 用于評估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楊宗升, 2015)。該量表信度和效度較好, 但是該量表結(jié)構(gòu)與Jorm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概念存在很大差異, 使用率較低。

3.4 國內(nèi)編制的評估工具

(1)精神衛(wèi)生工作指標調(diào)查評估問卷。國家衛(wèi)健委(2010)編制, 有8個子問卷, 分別以情景案例、知識性、態(tài)度性等量表形式, 以心理疾病應(yīng)對為主要評估內(nèi)容, 用于評估公眾、學生、兒童、老年等群體的心理健康知識和態(tài)度, 是我國調(diào)查心理健康知識知曉率最為常用的問卷, 在國內(nèi)使用廣泛(黃志平, 2011; 李珺, 2012; 劉奕, 2014), 但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指標不明確。

(2)國民心理衛(wèi)生素養(yǎng)問卷。吳玨等(2018)編制, 共60題, 包含6個維度：心理疾病的知識和觀念、對待心理疾病和患者的態(tài)度、應(yīng)對心理疾病的行為和技能、心理健康的知識和觀念、維護心理健康的態(tài)度、維護心理健康的行為和技能。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0.92, 重測信度0.72。問卷信效度較好, 但目前應(yīng)用較少。

(3)國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陳祉妍等, 2019基于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廣義概念而編制, 共67題, 包含知識、技能和意識3方面。心理健康知識水平包括50個判斷題, 以百分制計分, 評估內(nèi)容圍繞心理健康核心知識, 即“心理健康素養(yǎng)十條” (國家衛(wèi)健委, 2018)。心理健康技能主要評估情緒覺察與情緒調(diào)控的能力, 包括4個分量表,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62~0.76; 心理健康意識評估個體重視心理健康的程度, 內(nèi)部一致性信度為0.71。該工具編制過程規(guī)范, 內(nèi)容效度良好, 經(jīng)過全國測試驗證, 為評估我國居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提供了指標工具。

4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提升

心理健康素養(yǎng)在國際上已經(jīng)對心理健康政策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很多國家展開了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提升項目(Jorm, 2015), 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歐洲等地的研究表明, 一些具體干預(yù)措施可有效提升人們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Jorm, 2015; Kohls et al., 2017; Kutcher, Wei, Costa et al., 2016; Sampogna et al., 2017)。

4.1 社會干預(yù)運動

很多國家開展了持續(xù)的大規(guī)模社會干預(yù)運動來提高心理健康素養(yǎng), 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澳大利亞抵抗抑郁機構(gòu)(beyondblue)通過開展廣告宣傳、名人談抑郁、印刷品和互聯(lián)網(wǎng)免費信息等活動, 提高了公眾對心理疾病的識別能力, 改善了對抑郁癥的合理認知和積極的治療態(tài)度(Harman & Heath, 2017; Jorm, 2012; Jorm, 2015)。其它國家也開展了類似的干預(yù)運動, 例如, 歐洲反抑郁聯(lián)盟(European Alliance Against Depression, EAAD) 2008~2013年期間在德國、匈牙利、愛爾蘭和葡萄牙開展了“優(yōu)化自殺預(yù)防計劃及在歐洲實施”項目中的公眾意識運動(Kohls et al., 2017); 英國學者2009~2014年期間開展了以“就此改變” (Time to Change, TTC)抵抗病恥感為主題的社會推廣運動(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 SMC) (Sampogna et al., 2017), 均有較好的干預(yù)效果。

我國心理健康素養(yǎng)社會干預(yù)活動, 主要體現(xiàn)在精神衛(wèi)生宣傳教育工作中。國家衛(wèi)健委(2010)印發(fā)《精神衛(wèi)生工作指標調(diào)查評估方案》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對心理健康知識知曉率、心理疾病識別率、病恥感等方面進行評估, 研究表明, 各地區(qū)的心理健康知識普及程度較過去呈逐漸提高的趨勢(田亮 等, 2018; 李紅秋 等, 2018)。這項工作開展范圍廣, 持續(xù)時間長, 對促進國民心理健康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干預(yù)的內(nèi)容以心理疾病知識知曉率為主,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其他要素涉及較少。

4.2 學校教育干預(yù)

青少年時期是許多心理疾病的高發(fā)期, 也是實施干預(yù)以提高心理健康素養(yǎng)和防止心理健康問題發(fā)生的關(guān)鍵時期(Tay, Tay, & Klainin-Yobas, 2018)。同時, 由于學校擔負著教育使命, 各中小學、學院和大學處于提高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重要位置(Jorm, 2015)。有學者認為提高教師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有助于促進學生維護心理健康的能力, 減少潛在心理疾病對學生的負面影響(Wei & Kutcher, 2014)。Kutcher, Wei和Costa等(2016)進一步強調(diào), 干預(yù)應(yīng)該是全面的、持久的、嵌入到教育系統(tǒng)之中的, 將基于實證的干預(yù)措施整合到現(xiàn)有課程中, 能夠促進教師與學生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共同提升。有學者對66名教師和6679名高中生的干預(yù)研究表明, 教師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有顯著的正向預(yù)測作用(Miller et al., 2019)。我國學者對大學生進行訪談研究發(fā)現(xiàn), 提升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關(guān)鍵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識和減少對心理疾病的消極態(tài)度(高旭, 2017)。

國內(nèi)外有關(guān)研究證實了學校教育干預(yù)對提升師生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有效性。例如, 有學者對5~6年級662名小學生進行45分鐘標準化課程干預(yù), 結(jié)果表明小學生心理健康知識水平、心理健康狀態(tài)的識別能力、尋求幫助和幫助同伴的態(tài)度有明顯改善, 保持了3個月(Ojio et al., 2019)。還有學者對60名大學見習教師的心理健康知識、態(tài)度和求助效能的干預(yù)效果顯著, 效果也保持了3個月(Carr, Wei, Kutcher, & Heffernan, 2018)。我國有學者對288名大學生采用手冊閱讀、“走出抑郁”視頻及講座的方法進行干預(yù)的效果顯著, 而且心理健康素養(yǎng)基線水平越低的干預(yù)效果越大(張曉, 2013)。

4.3 自助式應(yīng)用程序

基于心理健康知識系統(tǒng)與臨床心理治療方法而研發(fā)的網(wǎng)絡(luò)自助式應(yīng)用程序, 不僅能夠提供心理健康知識, 而且可以引導使用者進行心理健康技能訓練, 近年來得到快速發(fā)展。例如,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健康中心研發(fā)的“情緒健康房(MoodGYM)”, 是基于認知行為療法進行自助訓練, 以緩解抑郁、焦慮等問題的網(wǎng)絡(luò)軟件(Twomey et al., 2014), 該軟件的中文版在我國大學生樣本中的有效性得到了證明(任志洪 等, 2016)。

心理健康領(lǐng)域的手機應(yīng)用程序(APP)日益豐富, 干預(yù)效果也得到了一些驗證。例如, 有元分析發(fā)現(xiàn), 在22個心理健康A(chǔ)PP和3414名參與者進行的18項實驗研究結(jié)果中, 心理健康A(chǔ)PP明顯緩解了抑郁癥狀(Firth et al., 2017)。還有元分析發(fā)現(xiàn), 基于網(wǎng)絡(luò)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干預(yù)方式, 如果包含結(jié)構(gòu)化的程序、基于循證研究或可為特定人群量身定制的內(nèi)容、促進交互式和體驗式學習的方法等活性成分, 則更有效(Brijnath, Protheroe, Mahtani, & Antoniades, 2016)。我國也有研究者對常見的12款心理健康A(chǔ)PP進行了系統(tǒng)的評估(王哲雨, 2018)。

基于網(wǎng)絡(luò)和手機APP干預(yù)方式與傳統(tǒng)方式相比有利有弊。優(yōu)點有：降低了干預(yù)費用, 減少了心理健康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xiàn)象, 能為更多的人們提供心理健康促進的機會(Torous, Nicholas, Larsen, Firth, & Christensen, 2018), 可以方便的、低成本的方式自我管理心理健康。不足有：適用人群有局限, 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使用率較低, 同時也缺乏傳統(tǒng)面對面干預(yù)時的交互式體驗效果。

4.4 心理健康急救培訓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提高除了上述干預(yù)途徑外, 在干預(yù)方法上, 有些國家還編制了綜合性的基于實證研究的標準化干預(yù)課程,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澳大利亞的心理健康急救(Mental Health First Aid, MHFA)項目。MHFA是指“對產(chǎn)生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問題惡化或心理健康危機的人, 在接受合適的專業(yè)幫助或直到危機解決之前所提供的首要援助” (Kitchener & Jorm, 2017)。該項目已經(jīng)擴展到了20多個國家, 超過200萬人已經(jīng)接受了訓練, 在澳大利亞, 超過2%的人接受過培訓(Jorm & Kitchener, 2018)。McCormack, Gilbert, Ott和Plake (2018)研究表明大學生參加MHFA可以改善對心理疾病的歧視態(tài)度。Hadlaczky, H?kby, Mkrtchian, Carli和Wasserman (2014)通過元分析研究證明了MHFA的干預(yù)效果。我國學者對603名大學生進行調(diào)查表明, 學生參加MHFA培訓熱情較高, 認為既有益于自身, 也能幫助他人, 對維護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王定璽, 羅稀, 伊敏, 李小麟, 2016)。我國香港也有研究表明, 標準化的12小時MHFA培訓可以提高被試對心理疾病的識別能力, 改變心理治療的信念, 并減少消極態(tài)度(Wong, Lau, Kwok, Wong, & Tori, 2016)。在我國澳門、廣東、上海等地區(qū)也有些單位相繼開展了該項目課程培訓。

5 心理健康素養(yǎng)對心理健康的作用

人們關(guān)注心理健康素養(yǎng), 目的在于維護和提升心理健康。盡管人們直覺地認為, 提高心理健康素養(yǎng)必然有助于心理健康, 但是心理健康素養(yǎng)是否確實影響心理健康, 如何影響, 影響程度如何, 哪些成分對心理健康影響較大, 都需要研究來證明。

目前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健康素養(yǎng)有改善心理健康的作用。例如, 澳大利亞Lam (2014)采用2級整群取樣的橫斷面研究設(shè)計, 使用抑郁情景案例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和抑郁量表對1678名13~17歲的學生進行調(diào)查評估, 心理健康素養(yǎng)水平與抑郁狀況有關(guān)。我國有學者對醫(yī)學生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進行干預(yù)研究表明, 心理健康素養(yǎng)在一定程度上對抑郁狀況有改善作用(張曉, 2013)。也有學者對湖南、貴州1002名中學生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健康素養(yǎng)、幸福感和心理韌性三者之間顯著正相關(guān), 心理韌性在心理健康素養(yǎng)與幸福感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楊宗升, 2015)。Brijnath等(2016)對2000~ 2015年期間14項心理健康素養(yǎng)干預(yù)實驗研究的元分析發(fā)現(xiàn), 提升心理健康素養(yǎng)會改善心理健康狀況, 尤其是輕度到中度抑郁癥患者。下面按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部分成分進一步簡要綜述對心理健康的作用。

5.1 知識因素

心理健康知識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已經(jīng)得到一些研究的初步證實, 例如, Walker等(2010)采用心理健康素養(yǎng)手冊等3種方式對909名社區(qū)老人進行干預(yù)研究發(fā)現(xiàn), 在6周、6月、12月、24月4個波次的研究中, 6周時干預(yù)組抑郁癥狀低于對照組, 表明心理健康知識對抑郁癥狀可能有短暫的影響。Bj?rnsen等(2019)對1888名15~21歲的青少年研究發(fā)現(xiàn), 積極心理健康素養(yǎng)與積極心理健康顯著正相關(guān)。我國有學者對800名大學生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健康知識與焦慮和抑郁得分顯著負相關(guān)(韓建濤, 秦鵬生, 葛明貴, 2013)。也有對4042 名中學生的類似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健康知識知曉度與心理健康水平正相關(guān)(張茜, 潘芳, 2018)。

但是, 也有些研究的結(jié)果與上述情況并不一致。例如, O’Connor和Casey (2015)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總分與心理困擾水平不相關(guān)。陳祉妍等, 2019研究發(fā)現(xiàn)心理健康知識與抑郁得分不相關(guān)。但這種不一致并不代表掌握更多心理健康知識不會提高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知識可以在較短時間內(nèi)有一定的提升, 而心理困擾的解決則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橫斷面研究可能無法反映兩者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 還需要以干預(yù)或追蹤研究的方法進一步驗證。

5.2 技能因素

心理疾病識別能力可以促進心理健康狀況的改善。Jorm (2012)認為, 如果個體能夠及時識別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會激發(fā)他的應(yīng)對行為模式, 否則可能延誤病情; 父母對子女心理健康問題的有效識別能力, 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及早發(fā)現(xiàn)和干預(yù)。有學者對大學生群體研究發(fā)現(xiàn), 個體的抑郁程度不同, 識別能力也不同, 程度重個體的抑郁識別能力更低, 中度和重度壓力的個體比輕度壓力個體的抑郁識別能力也偏低, 體現(xiàn)了心理癥狀與心理疾病識別能力之間的聯(lián)系(Kim, Saw, Zane, 2015)。

情緒調(diào)節(jié)技能對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影響(侯瑞鶴, 俞國良, 2006)。陳祉妍等, 2019在國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調(diào)查中研究發(fā)現(xiàn), 情緒調(diào)節(jié)能力與被試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相關(guān)。其中情緒覺察、人際支持和分心術(shù)與被試自評心理健康狀況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0.25, 0.27和0.38; 與抑郁程度相關(guān)系數(shù)分別為：-0.30, -0.34和-0.43; 表明情緒調(diào)節(jié)技能是心理健康素養(yǎng)中影響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

5.3 態(tài)度因素

病恥感對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有負面影響, 主要體現(xiàn)在降低求助意愿和心理治療的依從性, 加重臨床癥狀, 以及影響人際交往、家庭關(guān)系和職業(yè)等社會功能方面(岳童, 王曉剛, 黃希庭, 2012)。Ritsher和Phelan (2004)發(fā)現(xiàn)病恥感對嚴重心理疾病患者的抑郁癥狀有顯著預(yù)測作用。Lysaker, Roe和Yanos (2006)認為心理疾病患者如果能夠減少病恥感, 可以更有效地應(yīng)對自身的癥狀并防止惡化。我國有學者對155 例抑郁癥患者研究發(fā)現(xiàn), 病恥感越重, 生活質(zhì)量越差(陳宜剛 等, 2015); 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類似研究結(jié)果也是如此(任莉 等, 2013)。

專業(yè)心理求助和治療的科學態(tài)度也是改善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因素(Jorm, 2012)。Mojtabai, Evans-Lacko, Schomerus和Thornicroft (2016)對8098名15~54歲民眾的前瞻性研究發(fā)現(xiàn), 人們心理專業(yè)求助的態(tài)度與未來心理專業(yè)求助顯著相關(guān)。也有學者對722名大學生群體研究發(fā)現(xiàn), 專業(yè)心理求助態(tài)度與心理健康總分顯著正相關(guān), 表明心理求助態(tài)度積極的人, 遇到心理困擾時, 會及時尋求心理幫助, 有效解決困惑, 緩解焦慮和抑郁等不良情緒(白漢平, 肖衛(wèi)東, 2018)。

總之,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部分因素對心理健康具有積極影響已經(jīng)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 但不同因素影響的作用機制不同, 還有哪些因素, 是什么機制在起作用等問題目前尚沒有清晰的答案。國內(nèi)有學者認為, 我國“不知患病”和“患病不治”的問題與心理健康素養(yǎng)貧乏有重要關(guān)聯(lián), 主要體現(xiàn)在2個方面：一是限制了心理健康服務(wù)資源的可及性, 個體對心理疾患的識別能力不足, 阻礙了求助行為, 從而影響有效心理健康服務(wù)的獲得; 二是增加患心理疾病的風險(魏曉薇, 翟宏堃, 孟祥寒, 李強, 2018)。

6 總結(jié)與展望

心理健康素養(yǎng)作為研究和實踐主題的歷史雖然短暫, 但是在概念、測量、干預(yù)等方面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多成果, 作為加強心理疾病預(yù)防和早期干預(yù)的手段, 維持和促進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徑, 有理由相信, 可以像健康素養(yǎng)一樣越來越受到共眾的重視, 而且也需要更多的公眾為促進心理健康而采取積極行動。當前, 心理健康素養(yǎng)已經(jīng)成為我國實現(xiàn)“健康中國”目標的一種政策指標, 有著國家重視、政策支持和民眾積極參與等優(yōu)勢, 未來的研究前景比較樂觀。但是, 我國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研究實踐起步較晚, 研究基礎(chǔ)相對薄弱, 我們下一步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6.1 建構(gòu)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

近年來, 心理健康素養(yǎng)評估工具雖然不斷豐富, 但工具的穩(wěn)定性、有效性和適用群體仍需要進一步檢驗。有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健康素養(yǎng)評估工具的數(shù)量雖然較多, 但是心理測量學特性具有“強”和“中等”證據(jù)水平的工具還較少(Wei, McGrath, Hayden, & Kutcher, 2015, 2016, 2018)。另外, 國外心理健康素養(yǎng)評估工具雖然較多, 但是大多數(shù)缺乏跨文化驗證; 國內(nèi)的工具還很少, 且采用的概念和操作定義不統(tǒng)一, 應(yīng)用也較少。對此, 未來在評估工具方面的研究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在評估內(nèi)容方面, 編制包含心理健康知識、技能和態(tài)度的綜合評估工具, 以滿足大規(guī)模的不同群體的研究需要。也需要針對不同人群(老人、兒童等)、不同種類心理疾病(抑郁癥、焦慮癥等)編制專項評估工具。還可以結(jié)合計算機網(wǎng)絡(luò)、多媒體、虛擬現(xiàn)實等技術(shù), 編制更貼近生活情境、更準確有效的評估工具。當心理健康素養(yǎng)成為國家政策目標后, 需要對階段性時間節(jié)點的狀況趨勢進行國家監(jiān)測, 以檢驗心理健康促進行動的效果, 確定是否實現(xiàn)了目標, 并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 為后續(xù)工作提供依據(jù)。來自澳大利亞、德國等國家的研究已經(jīng)表明了監(jiān)測的可行性, 同時, 這種監(jiān)測要與國民心理健康的其它指標聯(lián)系起來(Jorm, 2015)。

6.2 作用機制的進一步探究

雖然現(xiàn)有研究證實了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有效性, 但是很多研究僅僅把促進心理疾病患者專業(yè)心理求助行為作為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主要目標, 而這一目標只是人們解決心理困擾, 改善心理健康水平的措施之一, 在心理健康素養(yǎng)與心理健康水平之間還有很多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需要進一步探究。例如, 在不同的情境下對心理健康狀況產(chǎn)生的影響, 哪些是核心因素, 哪些是次要因素, 不同因素對心理健康是如何產(chǎn)生影響的, 這些問題還不是很明晰, 需要進一步的探討研究。心理健康素養(yǎng)與其他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研究也較少, 在維持和促進心理健康過程中, 哪些變量發(fā)揮了調(diào)節(jié)或中介作用, 作用效果如何, 也有待進一步探討。Gulliver, Griffiths和Christensen (2010)對心理疾病患病率高但求助率低的問題研究發(fā)現(xiàn), 心理專業(yè)求助與病恥感、癥狀識別能力密切相關(guān), 表明心理健康素養(yǎng)內(nèi)部因素之間也存在著交互影響, 但是影響的機制和程度如何, 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6.3 研究內(nèi)容與群體有待擴展

當前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研究覆蓋的心理健康問題類型及人群種類還有待擴展。從問題類型方面, 主要集中的常見心理疾病上, 如抑郁、焦慮和精神分裂癥等, 而其他類型的心理疾病的研究卻很少見, 心理正常群體的健康促進相關(guān)研究也不多。在群體種類方面, 主要集中在社區(qū)居民和學生, 而其他人群卻很少。已有研究顯示問題類型不同、目標人群不同, 不同方式干預(yù)的效果也有顯著差異(Tay et al., 2018)。例如, 對常見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癥)的常規(guī)干預(yù)效果有限, 原因可能是關(guān)于抑郁癥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有更高的基線水平。今后的研究中, 要充分考慮不同人群和疾病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 以更有針對性地進行評估與干預(yù)。

6.4 干預(yù)措施的實證研究有待加強

Tay等(2018)指出, 未來質(zhì)量好、大規(guī)模、多地點的隨機對照實驗是評估心理健康素養(yǎng)干預(yù)的必要條件。目前關(guān)于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橫斷面研究較多, 而通過在不同時點采集心理健康素養(yǎng)與心理健康水平的數(shù)據(jù), 探討兩者之間因果關(guān)系的追蹤研究十分缺乏。與國外相比, 我國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干預(yù)研究很少, 缺乏實證性的干預(yù)效果評估。陳祉妍等, 2019提出了我國提高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一些具體途徑, 如優(yōu)先重點職業(yè)人群和欠發(fā)達地區(qū)、加強跨領(lǐng)域合作、制作心理健康宣傳片、研發(fā)心理健康課程等。這些內(nèi)容與以往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研究結(jié)果一致, 但其具體操作和效果還需要進一步實證研究。

綜上所述, 我國的心理健康素養(yǎng)研究不能簡單照搬國外的現(xiàn)有模式, 而要服務(wù)于我國當前國民心理健康促進的需求, 適合于我國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因素對國民心理健康影響的規(guī)律。最終的目標是在社會中建立起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務(wù)體系, 公眾普便掌握心理健康的科學知識和技能, 在心理異常時能夠及時識別癥狀, 克服病恥感, 積極尋求專業(yè)幫助; 在心理正常時能夠保持良好心理健康行為, 積極預(yù)防心理疾病, 幸福生活。

參考文獻

[1]

白漢平, 肖衛(wèi)東 . ( 2018).

個人成長主動性、專業(yè)心理求助態(tài)度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關(guān)系研究

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 ( 5), 72-74.

[本文引用: 1]

[2]

陳宜剛, 陳魯, 周航, 林征, 夏友春, 李長松, … 陳德 . ( 2015).

抑郁癥患者生活質(zhì)量與自我病恥感的相關(guān)性研究

中國全科醫(yī)學, 18( 16), 1950-1953.

[本文引用: 1]

[3]

陳怡伶 . ( 2013).

臺南市社區(qū)志工之老人心理健康素養(yǎng)調(diào)查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長榮大學, 臺南.

[本文引用: 4]

[4]

陳祉妍, 王雅芯, 郭菲, 章婕, 江蘭 . (2019). 國民心理健康素養(yǎng)調(diào)查. 見傅小蘭, 張侃, 陳雪峰, 陳祉妍(編),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fā)展報告(2017~2018). (pp. 220-263).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文引用: 7]

[5]

杜建政, 劉寧, 張翔, 楊文登 . ( 2015).

幼教人員的幼兒心理健康素養(yǎng)現(xiàn)狀

學前教育研究, ( 6), 48-55.

[本文引用: 3]

[6]

高旭 . ( 2017).

大學生心理衛(wèi)生素養(yǎng)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 武漢.

[本文引用: 4]

[7]

國家衛(wèi)健委. ( 2010.

《精神衛(wèi)生工作指標調(diào)查評估方案》(衛(wèi)辦疾控發(fā)〔2010〕24號). 2019-03-18取自

URL     [本文引用: 2]

[8]

國家衛(wèi)健委. ( 2018.

《關(guān)于開展2018年世界精神衛(wèi)生日宣傳活動的通知》. 2019-08-14取自

URL     [本文引用: 1]

[9]

國家衛(wèi)健委. ( 2019.

健康中國行動推進委員會辦公室2019年7月23日新聞發(fā)布會介紹健康中國行動之心理健康促進行動. 2019-08-14取自

.

URL     [本文引用: 1]

[10]

韓建濤, 秦鵬生, 葛明貴 . ( 2013).

心理健康知識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

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 17( 6), 27-30.

[本文引用: 1]

[11]

韓哲, 王丹丹, 歐陽靈青, 牛鵬程, 云知明 . ( 2019).

心理健康素養(yǎng)問卷在精英運動員群體中的信效度檢驗

湖北體育科技, 38( 3), 226-229.

[本文引用: 1]

[12]

侯瑞鶴, 俞國良 . ( 2006).

情緒調(diào)節(jié)理論:心理健康角度的考察

心理科學進展, 14( 3), 375-381.

[本文引用: 1]

[13]

黃志平 . ( 2011).

長沙、西安、無錫三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素養(yǎng)研究(博士學位論文), 中南大學, 長沙

[本文引用: 3]

[14]

李鳳蘭, 高旭 . ( 2018).

大學生心理衛(wèi)生素養(yǎng)研究綜述

中國學校衛(wèi)生, 39( 1), 154-160.

[本文引用: 2]

[15]

李紅秋, 崔宏亮, 宋郡, 李雪秋 . ( 2018).

北京市某社區(qū)居民心理衛(wèi)生知識調(diào)查及心理健康宣教干預(yù)模式研究

醫(yī)學動物防制, 34( 7), 637-639.

[本文引用: 2]

[16]

李珺 . ( 2012).

中國公眾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探索研究:以北京家政服務(wù)員為案例(碩士學位論文)

中國科學院, 北京.

[本文引用: 2]

[17]

李珺, 李大光 . ( 2012).

中國公眾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探索研究

科普研究, 7( 2), 34-41.

[本文引用: 1]

[18]

劉光大 . ( 2018).

公眾心理健康素養(yǎng)的質(zhì)性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武漢.

[本文引用: 1]

[19]

劉奕 . ( 2014).

瀏陽市農(nóng)村社區(qū)18—60歲居民精神健康素養(yǎng)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中南大學, 長沙.

[本文引用: 2]

[20]

任莉, 肖樂, 張國富, 李艷, 謝侃侃, 陳群 , … 羅小年 . ( 2013).

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與生活質(zhì)量的關(guān)系

臨床精神醫(yī)學雜志, 23( 5), 302-304.

[本文引用: 1]

[21]

任志洪, 李獻云, 趙陵波, 余香蓮, 李政漢, 賴麗足, , … 江光榮 . ( 2016).

抑郁癥網(wǎng)絡(luò)化自助干預(yù)的效果及作用機制——以漢化MoodGym為例

心理學報, 48( 7), 818-832.

[本文引用: 1]

[22]

沈德立, 馬惠霞 . ( 2004).

論心理健康素質(zhì)

心理與行為研究, 2( 4), 567-571.

[本文引用: 1]

[23]

孫建勝, 駱宏, 姚娟娟 . ( 2002).

國外公眾的精神衛(wèi)生認識現(xiàn)狀

中國健康教育, 18( 4), 263-264.

[本文引用: 1]

[24]

孫艷莉 . ( 2015).

寧夏地區(qū)社區(qū)居民精神衛(wèi)生知識及對精神疾病態(tài)度的現(xiàn)況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寧夏醫(yī)科大學, 銀川.

[本文引用: 1]

[25]

田亮, 儀玉偉, 靳玉宏, 肖存利, 孫雅麗 . ( 2018).

北京市西城區(qū)居民心理健康知識知曉率調(diào)查研究

中國醫(yī)學創(chuàng)新, 15( 24), 62-65.

[本文引用: 2]

[26]

王定璽, 羅稀, 伊敏, 李小麟 . ( 2016).

某大學在校生參與救援培訓活動認知情況分析

中國學校衛(wèi)生, 37( 2), 285-287.

[本文引用: 1]

[27]

王哲雨 . ( 2018).

心理健康類APP評價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華中師范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武漢.

[本文引用: 1]

[28]

魏曉薇, 翟宏堃, 孟祥寒, 李強 . ( 2018).

心理健康素養(yǎng)研究述評與展望[摘要]

第二十一屆全國心理學學術(shù)會議摘要集(中國北京, 2018-11-2), 中國心理學會, pp.105-105.

[本文引用: 1]

[29]

吳蓉, 何雪松 . ( 2013).

大學生的精神健康素養(yǎng)與專業(yè)求助傾向: 以上海e校為例

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8( 5), 101-108.

[本文引用: 1]

[30]

吳玨, 朱旭, 李艷青, 劉光大, 張靈楷, 張衍, 江光榮 . ( 2018).

國民心理衛(wèi)生素養(yǎng)問卷的編制[摘要]

第二十一屆全國心理學學術(shù)會議摘要集(中國北京, 2018-11-2), 中國心理學會, pp. 105-105.

[本文引用: 1]

[31]

楊宗升 . ( 2015).

中學生心理健康素養(yǎng)、心理健康水平的現(xiàn)狀及關(guān)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云南師范大學, 昆明.

[本文引用: 5]

[32]

岳童, 王曉剛, 黃希庭 . ( 2012).

心理疾病自我污名: 心理康復的一個高危因子

心理科學進展, 20(9), 1448-1456.

[本文引用: 1]

[33]

張茜, 潘芳 . ( 2018).

中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與心理健康知識知曉度的關(guān)系[摘要]

第二十一屆全國心理學學術(shù)會議摘要集(中國北京, 2018-11-2), 中國心理學會, pp. 57-58.

[本文引用: 1]

[34]

張淑敏 . ( 2012).

注意力障礙/過動癥兒童照顧者心理健康素養(yǎng)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長榮大學, 臺南.

[本文引用: 1]

[35]

張曉 . ( 2013).

醫(yī)學生抑郁狀態(tài)、抑郁障礙心理健康素養(yǎng)現(xiàn)狀及其心理健康教育干預(yù)效果初探(碩士學位論文)

廣西醫(yī)科大學, 南寧.

[本文引用: 4]

[36]

Bj?rnsen H. N., Eilertsen M.-E. B., Ringdal R., Espnes G. A., & Moksnes U. K . ( 2017).

Positiv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among Norwegian adolescents

BMC Public Health, 17( 1), 717.

[本文引用: 3]

[37]

Bj?rnsen H. N., Espnes G. A., Eilertsen M.-E. B., Ringdal R., & Moksnes U. K . (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well-being among adolescents: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health services

The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35( 2), 107-116.

[本文引用: 2]

[38]

Brijnath B., Protheroe J., Mahtani K. R., & Antoniades J . ( 2016).

Do web-base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s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adult consumers? Results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8( 6), e165.

[本文引用: 2]

[39]

Brown T. A., Campbell L. A., Lehman C. L., Grisham J. R., & Mancill R. B . ( 2001).

Current and lifetime comorbidity of the DSM-IV 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s in a large clinical sampl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0( 4), 585-599.

[本文引用: 1]

[40]

BurnsJ.., &Rapee R.M, . ( 2006).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literacy: Young people’s knowledge of depression and help seek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 2), 225-239.

[41]

Campos L., Dias P., Palha F., Duarte A., Veiga E . ( 2016).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new questionnaire for assessing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young people

Universitas Psychologica, 15( 2), 61-72.

[本文引用: 1]

[42]

Carr W., Wei Y. F., Kutcher S., & Heffernan A . ( 2018).

Preparing for the classroom: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improvement, stigma reduction and enhanced help-seeking efficacy in Canadian preservice teachers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3( 4), 314-326.

[本文引用: 1]

[43]

ColesM.., &Coleman S.L, . ( 2010).

Barriers to treatment seeking for anxiety disorders: Initial data on the role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7( 1), 63-71.

[本文引用: 1]

[44]

Dias P., Campos L., Almeida H., & Palha F . ( 2018).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young adults: Adaptation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 Public Health, 15( 7), 1318.

[本文引用: 1]

[45]

Epps C. S., Armstrong M., Davis C. S., Massey O. T., McNeish R., & Smith R. B . ( 2007).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gency for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series, 220-299.

[本文引用: 1]

[46]

Evans-Lacko S., Little K., Meltzer H., Rose D., Rhydderch D., Henderson C., & Thornicroft G . ( 2010).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schedul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5( 7), 440-448.

[本文引用: 1]

[47]

Firth J., Torous J., Nicholas J., Carney R., Pratap A., Rosenbaum S., & Sarris J . ( 2017).

The efficacy of smartphone-based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orld Psychiatry, 16( 3), 287-298.

[本文引用: 1]

[48]

FurnhamA., &Hamid, A . ( 2014).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 Mental Health Review Journal, 19( 2), 84-98.

[本文引用: 2]

[49]

GongA.., &Furnham, A . ( 2014).

Mental health literacy: Public knowledge and beliefs about mental disorders in mainland China

PsyCh Journal, 3( 2), 144-158.

[本文引用: 1]

[50]

Gulliver A., Griffiths K. M., & Christensen H . ( 2010).

Perceived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in young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BMC Psychiatry, 10( 1), 113.

[本文引用: 1]

[51]

Hadlaczky G., H?kby S., Mkrtchian A., Carli V., & Wasserman D . ( 2014).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is an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 for improving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6( 4), 467-475.

[本文引用: 1]

[52]

HarmanG., &Heath, J . ( 2017).

Australian country perspective: The work of beyondblue and SANE Australia

In Gaebel W, R?ssler W, Sartorius N (Eds.),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 End of the story? (pp. 289-315) Heidelberg: Springer, Cham.

[本文引用: 1]

[53]

JormA.F., . ( 2012).

Mental health literacy: Empowering the community to take action for better mental heal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 3), 231-243.

[本文引用: 6]

[54]

JormA.F., . ( 2015).

Why we need the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Health Communication, 30( 12), 1166-1168.

[本文引用: 6]

[55]

Jorm A. F., Barney L. J., Christensen H., Highet N. J., Kelly C. M., & Kitchener B. A . ( 2006).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still need to know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0( 1), 3-5.

[本文引用: 1]

[56]

JormA.., &Kitchener B.A, . ( 2018).

The truth about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training

Psychiatric Services, 69( 4), 492-492.

[本文引用: 1]

[57]

Jorm A. F., Korten A. E., Jacomb P. A., Christensen H., Rodgers B., & Pollitt P . ( 1997).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 survey of the public's ability to recognise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ir belief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66( 4), 182-186.

[本文引用: 5]

[58]

Jung H., von Sternberg K., & Davis K . ( 2016).

Expanding a measure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component mental health literacy measure

Psychiatry Research,243278-286.

[本文引用: 2]

[59]

Kim J. E., Saw A., & Zane N . ( 2015).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5( 6), 620-630.

[本文引用: 1]

[60]

KitchenerB.., &Jorm A.F, . ( 2017).

The role of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training in nursing education: A response to Happell, Wilson & Mcnamara (2015)

Collegian, 24( 3), 313-315.

[本文引用: 1]

[61]

Kohls E., Coppens E., Hug J., Wittevrongel E., van Audenhove C., Koburger N., … Hegerl U . ( 2017).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depression and help-seeking: Impact of the OSPI-Europe depression awareness campaign in four European region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7, 252-259.

[本文引用: 2]

[62]

Kusan S., ( 2013).

Dialectics of mind, body, and place: Groundwork for a theory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age Open, 3( 4), 1-16.

[本文引用: 1]

[63]

Kutcher S., Bagnell A., & Wei Y. F . ( 2015).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secondary schools: A Canadian approach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4( 2), 233-244.

[本文引用: 4]

[64]

Kutcher S., Wei Y. F., & Coniglio C . ( 2016).

Mental health literac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61( 3), 154-158.

[本文引用: 3]

[65]

Kutcher S., Wei Y. F., Costa S., Gusm?o R., Skokauskas N., & Sourander A . ( 2016).

Enhancing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young people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5( 6), 567-569.

[66]

LamL.T., . ( 2014).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8( 1), 26.

[本文引用: 1]

[67]

Lysaker P. H., Roe D., & Yanos P. T . ( 2006).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insight paradox: Internalized stigma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sight and social functioning, hope, and self-esteem among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3( 1), 192-199.

[本文引用: 1]

[68]

McCormack Z., Gilbert J. L., Ott C., & Plake K. S . ( 2018).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training among pharmacy and othe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ts impact on stigma toward mental illness

Currents in Pharmacy Teaching and Learning. 10( 10), 1342-1347.

[本文引用: 1]

[69]

Miller L., Musci R., D’Agati D., Alfes C., Beaudry M. B., Swartz K., & Wilcox H . ( 2019).

Teache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s associated with student literacy in the adolescent depression awareness program

School Mental Health, 11( 2), 357-363.

[本文引用: 1]

[70]

Mojtabai R., Evans-Lacko S., Schomerus G., & Thornicroft G . ( 2016).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health help seeking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use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s

Psychiatric Services, 67( 6), 650-657.

[本文引用: 1]

[71]

O’ConnorM., &Casey, L . ( 2015).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ale (MHLS): A new scale-based measure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Psychiatry Research, 229( 1-2), 511-516.

[本文引用: 2]

[72]

O’Connor M., Casey L., & Clough B . ( 2014).

Measuring mental health literacy - a review of scale-based measure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3( 4), 197-204.

[本文引用: 2]

[73]

Ojio Y., Foo J. C., Usami S., Fuyama T., Ashikawa M., Ohnuma K., .. Sasaki T . ( 2019).

Effects of a school teacher-led 45-minute educational program fo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 pre-teens

Early Intervention in Psychiatry, 13( 4), 984-988.

[本文引用: 1]

[74]

PaulhusD.., &Harms P.D, . ( 2004).

Measuring cognitive ability with the overclaiming technique

Intelligence, 32( 3), 297-314.

[本文引用: 1]

[75]

Rabkin, J. ( 1974).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illn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chizophrenia Bulletin, 1( 10), 9-33.

[本文引用: 1]

[76]

Rafal G., Gatto A., & DeBate R . ( 2018).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tigma, and help-seeking behaviors among mal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66( 4), 284-291.

[本文引用: 1]

[77]

ReavleyN.., &Jorm A.F, . ( 2012).

Public recogni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beliefs about treatment: Changes in Australia over 16 yea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 5), 419-425.

[本文引用: 2]

[78]

RitsherJ.., &Phelan J.C, . ( 2004).

Internalized stigma predicts erosion of morale among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Psychiatry Research, 129( 3), 257-265.

[本文引用: 1]

[79]

Sampogna G., Bakolis I., Evans-Lacko S., Robinson E., Thornicroft G., & Henderson C . ( 2017).

The impact of 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s on reducing mental health stigma: Results from the 2009-2014 time to change programme

European Psychiatry, 40, 116-122.

[本文引用: 2]

[80]

SpikerD.., &Hammer J.H, . ( 2019).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s theory: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8( 3), 238-242.

[本文引用: 2]

[81]

Swami V., Papanicolaou A., & Furnham A . ( 2011).

Examining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its correlates using the overclaiming techniqu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2( 3), 662-675.

[82]

Swami V., Persaud R., & Furnham A . ( 2011).

The recognition of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sychiatric scepticism, knowledge of psychiatry,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factors: An investigation using the overclaiming technique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6( 3), 181-189.

[83]

Tay J. L., Tay Y. F., & Klainin-Yobas P . ( 2018).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terventions to increas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 systematic review

Early Interv Psychiatry, 12( 6), 1024-1037.

[本文引用: 3]

[84]

Torous J., Nicholas J., Larsen M. E., Firth J., & Christensen H . ( 2018).

Clinical review of user engagement with mental health smartphone apps: Evidence, theory and improvements

Evidence Based Mental Health, 21( 3), 116-119.

[本文引用: 1]

[85]

Twomey C., O'Reilly G., Byrne M., Bury M., White A., Kissane S., … Clancy N . ( 2014).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computerized CBT programme, MoodGYM, for public mental health service users waiting for intervention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3( 4), 433-450.

[本文引用: 1]

[86]

Walker J. G., Mackinnon A. J., Batterham P., Jorm A. F., Hickie I., McCarthy A., .. Christensen H . ( 2010).

Mental health literacy, folic acid and vitamin B12, and physical activi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7( 1), 45-54.

[本文引用: 1]

[87]

WeiY., &Kutcher, S . ( 2014).

Innovations in practice: “Go-to” educator training on the mental health competencies of educator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setting: A program evaluatio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19( 3), 219-222.

[本文引用: 1]

[88]

Wei Y. F., McGrath P. J., Hayden J., & Kutcher S . ( 2015).

Mental health literacy measures evaluating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help-seeking: A scoping review

. BMC Psychiatry, 15( 1), 291.

[本文引用: 3]

[89]

Wei Y. F., McGrath P. J., Hayden J., & Kutcher S . ( 2016).

Measurement properties of tools measuring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 systematic review

BMC Psychiatry, 16( 1), 297.

[本文引用: 1]

[90]

Wei Y., McGrath P., Hayden J., & Kutcher S . ( 2018).

The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measurement tools evaluating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A systematic review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7( 5), 433-462.

[91]

Wong D. F. K., Cheng C.-W., Zhuang X. Y., Ng T. K., Pan S. M., He X., & Poon A . ( 2017).

Comparing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Chinese people in Australia,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Psychiatry Research, 256, 258-266.

[本文引用: 1]

[92]

Wong D. F. K., Lau Y., Kwok S., Wong P., & Tori C . ( 2016).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program for Chinese people in Hong Kong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7( 1), 59-67.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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